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与戊戌变法
以北京为舞台的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明争暗斗，正当此变法派、保守派的对立达到顶峰时，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伊藤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前来，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沙俄与清朝联合、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势力。
号称明治维新功臣的伊藤博文的访华，使陷于困境的变法派看到了希望。然而伊藤冷静地分析了支持运动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9月20日，伊藤博文拜见光绪帝。光绪帝对伊藤以亲王礼节相待，高度赞扬他在明治维新上的功绩，并要求他协助改革，大胆提出意见。然而，伊藤回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言下之意判断该运动的成功率很低。21日保守派发动戊戌政变，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再次从政，并开始搜捕变法派，康有为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香港、亡命日本。逃到日本公使馆的梁启超在伊藤的指示下乘上日本军舰，逃过清军的追捕被送往日本。谭嗣同被捕后处刑，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改革无一成果。
变法运动是中国首次尝试的以外国为原型的全面性的社会改革。它由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挑头，把边境发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带到了帝国的首都。不言而喻，运动缺乏大众基础，未能动摇庞大的官僚体制，便被扼杀于笼中。仅仅依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来推动，改革内容薄弱，结果还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再加上列强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并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减轻对黄遵宪等变法派官僚的处罚，使得西太后与列强的关系恶化，进而走上了对外强硬的道路。
变法运动开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先河，这时人们开始质疑“保国”的意味。这是因为康有为等的目标是勤王运动，即以清朝的存亡为前提的改良运动，而阻碍改革的势力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体制。变法派中，例如谭嗣同，把清朝视作异民族王朝，并不认为其存亡是至上问题。是“中国”还是“大清”，在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也成为焦点所在。变法派将日本的明治维新定为改革的模型，之前中国人眼中的“东方小国”日本变为“同文同种”的国家而加深了亲近感。这种感情在变法运动遭受挫折后仍然残留，并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然而就像伊藤博文的行动所示，日本对这些亲日派的靠近并未给予回应。
宗教的时代
戊戌变法仅过去两年的1900年夏，北京掀起了狂热的民族热潮。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民众们成为主人公，他们对所有和外国相关的事物、尤其是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攻击和破坏。列强将义和团运动指责为“对文明之罪恶”，中国国内也多认为它是迷信而盲目的排外运动。康有为也认定“义和团是后党”，即西太后操纵下与外国势力敌对的运动。
这里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中国是宗教的时代这一点。刚才我们提过的严复的《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不是因为它源自近代科学的成果，而是作为预言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一种终极思想而被接受。
基督教的中国传教与仇教事件
19世纪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津条约》对“内地传教权”的承认。外国传教士通过医疗、教育等领域，作为近代文明的传播者进入中国社会，逐渐获得了许多的信徒。中国的教徒中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迫切寻求庇护的下层民众。
义和团的源流白莲教等宗教组织的会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基督教。白莲教起源于宋代，是佛教系统下的民间宗教组织，由于被视作异端受到政府的压迫，屡次高唱“弥勒下生”发动大规模叛乱。1863年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白莲教五大旗叛乱被镇压，这时组织已基本被毁。遭受压抑的白莲教徒们，为免于中国官府的镇压而寻求教会的庇护。多数中国人而言，基督教的活动是一种异类的、缺乏正统性的政治权威的抬头。
传教士利用外交特权支援信徒，这种手段比中国的官僚机构进行得更为迅速。中国存在清朝统治机构和基督教会双重权力，为寻求保护而入教的情况增多，同时也引起了其他中国人的反感。把儒教文化视作正统的科举精英们拒绝接受欧洲文化，再加上对原本处于社会劣势的中国教徒的歧视，被称为教案的反基督教事件频发。
义和团的登场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山东西南部出现了被称为大刀会的武术团体。其首领是居住在曹县的刘士端，教授人们白莲教相传的宗教武术金钟罩。金钟罩的特点是咏唱咒语、喝符水而从神仙处获得不死之身，但其宗教性面对清朝统治力衰退这一危机、抓住了寻求保卫故乡的人们的心理。
1897年11月，大刀会为报复教会在巨野县杀死两名德国神父，德国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点燃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同一时期，山东西北部冠县梨园屯村的村民和天主教徒围绕寺庙土地对抗了将近三十年。教会从近代的价值观出发，认为土地归信徒私人所有，可由本人意志决定来建设教堂，而村民则从传统习俗出发，认为土地公有，不允许私自处理而提出控诉。该事件带有中国农村首次经历与近代欧洲的文化冲突的性质，然而地方官的裁决有利于天主教，为表示警告判处村民代表入狱半年。
梅花拳和金钟罩都是宗教性很强的拳法，历史悠久。赵三多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