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范朝濮联立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成立。5月，他随濮县师范一起迁到范县城里(今山东莘县古城镇)的乡师。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转折，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年夏天，乡师濮阳籍学生管守律经濮阳中心县委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在校积极宣传党的思想，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很快革命的星火在乡师全校师生中点燃。

葛舒斋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的“读书会”，秘密阅读了《铁流》《母亲》《辩证唯物论》，以及鲁迅等左翼作家的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追求革命的人生观逐步确立。

他曾义愤填膺地说：“我算看准了，想通了，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中国人就永无出头之日，我要为革命奋斗一生，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1933年，葛舒斋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和进步同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这年放暑假前，乡师庶务主任王云生突然宣布停发学生两个月津贴，企图破坏和阻挠进步学生爱国行动。葛舒斋和共产党员马功臣、刘培岑等同学一起，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迫使校方让步，最终没有扣学生津贴。期间，他还参加了乡师有名的“择师运动”，最终驱逐了对学生抗日活动横加指责、攻击共产主义的个别老师。

同年秋，范县国民政府保安大队的士兵，在大街上无故殴打同学，造成流血事件。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200多名学生包围县政府，严正抗议，葛舒斋、马功臣等手持木棍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头，要求县长周君英到乡师向师生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最终县长亲自出面道歉，表示一定要严惩打人凶手，斗争最终以学 生方的胜利告终。

通过这一系列学生运动，葛舒斋很快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分子。四年的乡师生活，是他接受革命洗礼，锤炼革命意志，走向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1934年春，经进步教师介绍，他先后到朝城县城南郑庄小学和朝城街精卫小学教书，由学生变为教员，从直接参与者变为革命播火人。

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用“9.18”事变，“1.28”事变的历史事实，教育和激励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反蒋爱国的觉悟。

他曾把一首《大刀队》的歌教给学生。《大刀队》的内容：“大刀队真勇敢，号令一出上前线。不怕坦克车，不怕飞机大炸弹。只知有国家，不知还有俺，努力向前冲，永不向后看。

举着大刀瞪着眼，一见鬼子用刀砍，身子在山上，脑袋滚鸡蛋，仇敌仇敌你知道，只得土地不上算，急速退回去，还我旧河山。否则刀下不留情，那时后悔也枉然!”

在后来的几年间，他的不少学生投笔从戎，走向了抗日战场。1935年冬，一位好友秘密告诉他：“学校怀疑你是共产党，处境十分危险，可能有牢狱之灾。”不久，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革命条件较好的濮县牛桥完小教书并担任高小班主任，以隐蔽党员身份秘密开展工作。

葛舒斋同志继续在学生中宣传革命主张，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并在言谈中时常表现出对国民政府反动统治，不抵抗日寇，专门反共政策的不满，引起了校方注意。

由于濮县政府委派的校长任冠武思想反动，敌视进步，他一面多次旁敲侧击葛舒斋是不是共产党;一面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此举引起全校师生强烈不满。

1936年冬，由学生领袖李坚等带头，爆发了“抬校长”运动，要求校长改弦更张，允许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李坚的班主任，他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事后，葛舒斋遭到学校解聘。

在他的教育引领下，他的不少学生陆续参军参战走向革命道路。有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有的建国后走上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

2003年，从中纪委委员离休多年的李坚同志，在信中写道：“葛舒斋是我的恩师，受恩师教诲，启发进步思想，使我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这句话，说出了许多进步师生的共同心声，也是对葛舒斋同志传播革命思想的高度评价。

投身抗战 义无反顾担重任

1936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这年年底，濮县国民党政府招募地方工作人员，濮县县委研究决定由共产党员鲁西特委组织部长兼濮县县委书记马功臣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担任濮县高堤口乡乡长，并安排葛舒斋同志担任文书，协助马功臣同志在敌人内部开展革命斗争。

他们采用合法斗争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鼓励群众破除迷信，推倒庙宇，拉倒神像，掩护革命同志，抑制土豪劣绅，维护农民利益。支持群众抗捐抗税，对国民党军政的各种摊派，明推暗抗，借故拖延。

高堤口乡的形势，令濮县国民政府坐卧不安，趁县里开会之际，直接把马功臣同志扣押。葛舒斋和党组织一起想方设法，积极营救，并发动群众联名具保，疏通关系，终于将马功臣同志营救出来。

1937年底，中共濮县县委组织抗日群众，成立了以刘培岑同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