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来的教员李子若曾试探地问:“伙计,你是共产党吗?是也不要紧,我给你保密,不用怕……”

“不敢当,别高抬了。我哪够资格?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教员罢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葛舒斋镇静自若地回答。

随着形势越来越紧,葛舒斋还收到国民党反动组织“青年棒喝团”的恐吓信,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害怕,仍一如既往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了解到敌人到处抓铁匠,造砍刀、斧头,估计又要大砍树木,就编写了《铁匠手忙,人民遭殃》的宣传材料,在城内广为散发,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

1940年10月,濮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王贯一在县委书记的指示下,给葛舒斋写了一封信,对他前一阶段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他继续在隐蔽战线坚持战斗,做好情报工作。

他把自己家设为秘密联络站,经常掩护上级组织和交通员在此开展工作,安排食宿。同时,安排家人站岗放哨,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发出警告,让同志们立即转移。形势严峻时,就在家北瓜棚里秘密接头,传递情报。1940年12月曾掩护在石友三部做策反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华力脱离险境,亲自将他送到我八路军办事处。

1941年冬,冀鲁豫边区党委成立反叛军委员会,由军区敌工部直接领导,王贯一同志调任边区反叛军委员会委员。由于敌我斗争越来越复杂残酷,中共濮县县委经慎重研究,决定由王贯一同志直接联系葛舒斋,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严守秘密。

新的组织变动和个人任务下达后,葛舒斋同志毅然决然的接受了新的任务。葛舒斋对叛军的兵力、兵种、部署和军事调动等情报更加重视,他秘密潜入现场仔细侦察、了解敌情、认真汇总情报、绘制地图,并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出去。

1942年9月,葛舒斋通过他的学生,从敌人内部获悉“日军将进行秋季大扫荡,重点进犯‘濮范观’根据地,妄图将我党政机关一网打尽”的消息,他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把这一绝密情报向王贯一同志作了汇报。

9月27日拂晓,日军第32、59、35师团主力及骑兵第4旅团和纠集的17个县的伪军3万余人,出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分兵8路突然合围“濮范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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