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对水资源、水环境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从水利方面来看，我们主要实施了三项制度创新。
一是建立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近年来，省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贵州省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实施方案》、《贵州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暂行办法》等水资源管理制度，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市（州）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同志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成为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二是加强水资源管理立法建设。相继出台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贵州省水土保持条例》、《黔中水利枢纽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贵州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贵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等系列地方性水资源管理法规。率先将河长制工作写进《贵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将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贵州省水资源保护条例》是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性水资源保护法规。
三是开展省级水生态文明试点县创建工作。在开展黔西南州、贵阳市、黔南州3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的基础上，确定了贵安新区、威宁县、清镇市、湄潭县、绥阳县、平坝区、盘县、碧江区、金沙县、雷山县、册亨县、惠水县为省级首批12个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关于贵州的水质和水生态现状问题。从2016年水利部门对重要水功能区水质监测评价结果看，共设置水质监测站点138个，涉及全省主要河流共有48条，评价河长为7443.8千米，其中Ⅱ类水质的河长5508千米，占总评价河长的74%；Ⅲ类水质的河长1030千米，占总评价河长的13.8%；Ⅳ类水质的河长216.4千米，占总评价河长的2.9%；Ⅴ类水质的河长198千米，占总评价河长的2.7%；劣Ⅴ类水质的河长491千米，占总评价河长的6.6%。总的来看，对比2015年监测情况,贵州省主要河流水功能区水质在逐渐变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贵州省水生态相对脆弱，水生态环境并不乐观。一是水资源利用率不高，贵州的水资源量相对丰富，但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加上工程欠账，水资源利用率仅为9.2%，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二是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问题较为突出，石漠化地区恰恰是贫困问题较重的区域。三是水污染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工业企业、城镇生活和农村面源污染对水环境质量造成较大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严格落实《贵州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总体工作方案》，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加快完善河长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工作督查督办制度、考核问责办法等相关配套制度，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工作任务，确保到2020年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6%，全省河湖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试验区建设的有力保障，贵州在这方面开展得比较早，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请简要介绍下具体的亮点和特色？
张美钧：
贵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亮点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厚植生态文明法治根基。强法规建设，出台了生态文明领域相关法规30余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法治化轨道。率先在公检法三家分别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专门机构，机构数量达89个。建立了公检法与发改、环保等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和联合督办机制；公检法之间建立了快诉快处等机制；建立了流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以及联合执法机制等。
二是探索生态文明法治新路。创新资源环境保护案件审判机制，在地域上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全省9个地级行政区划资源环境保护案件划分为4个环保司法板块，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将涉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各类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统一归口环保法庭管辖，实行“三审合一”。创新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对损害发生后能够修复的，尽量判令责任人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对当地不能修复的可异地替代修复；被告人拒绝修复的，委托第三方替代修复，修复费用由被告承担；对部分行为较轻案件可以公益服务方式冲抵罚金。2014年以来，通过生态司法修复督促补种树木、复绿9.4万余亩。创新开展环境公益诉讼，2014年贵州省金沙县检察院向环保局提起了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2015年贵州省被列为13个全国公益诉讼试点之一。
三是织牢生态文明法治网底。严格案件摸排，对重点流域、区域、行业，以水、大气、土壤、矿区周边、林区为重点，深入摸排资源环境违法案件。严格专项执法，从2014年开始，连续开展森林保护“六个严禁”、环境保护“六个一律”、严打“六黑”等专项执法行动，对重点典型案件实施联合挂牌督办。仅2016年全省就开展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执法2500余人次，立案查处各类资源环境违法案件2263件。严格立案监督，2015年起，率先在全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