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曾说，北大物理系
1933年改组后才开始培养出人才：
“北京大学真正开始做些研究工作，训练出来几个学生，也是在1934年之后，……从这个时候起首，北京大学才可以说有一个现代化的物理系。北京大学可以说是最早有物理系的大学，1930年代以后，这个物理系成为中国物理的中心之一。”
北大物理系这个转折性的改变，
饶毓泰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1．重建高水准的教授队伍
饶毓泰1933年10月就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后，首先是人才的聘请与教师队伍的重建。同年随饶毓泰到北大的有朱物华、周同庆、张宗蠡。1902年1月生于江苏扬州的朱物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33年来北大任教授，翌年任研究教授，直到抗战胜利后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光谱学奠基人之一周同庆，1907年12月生于江苏昆山，1929年清华毕业留美，193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与饶毓泰一样为K. T. 康普顿〔据蒋百川先生《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周同庆的命运交错》（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2016年6月18日）言，康普顿于1930年离开普林斯顿，周同庆的导师实际上为Henry D. Smyth〕。1933年历访英国、德国和苏联回国，应聘北大任教授。1936年离开到中央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生平不详的张宗蠡是严济慈内弟，来校任教授，1936年离开到四川大学，主要从事光谱学研究。
1934年，饶毓泰在南开的得意门生吴大猷来校任教授。1907年9月生于广东番禺的吴大猷，1925年入南开大学矿科，矿科后停办转入物理系，随饶毓泰读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近代物理”一课使他“开了物理的窍和兴趣”。大学四年，使吴大猷“不仅真的明白了求知的意义，也提高了求知的兴趣”，并立下从事科学研究，“得列著作之林”的誓愿，对前途充满希冀：“那一段时间我从未经过真正的考验，不知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以为前途像地毯一样，一推就会自动展开。”1931年经饶毓泰与叶企孙的荐举，获中基会乙种研究奖助金留美。1933年获得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预言了超铀元素的原子光谱，从而开启寻找超铀元素研究的大幕。翌年应饶毓泰的召唤，来到了北大。吴大猷对北大物理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也是多方位的。
1936年，饶毓泰南开大学门生、拉曼光谱学家郑华炽也从中央大学转来北大任教。郑华炽1903年生于广东中山，1928年南开毕业后留学德国，先后在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奥地利格拉芝工业大学学习，1934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并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从事光谱学研究。1935年回国任教中央大学，次年转北大，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期间曾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北大教务长等。
这些新任教授（或研究教授）朱物华、周同庆、张宗蠡、吴大猷、郑华炽等，除生平不详的张宗蠡外，都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都展现出非常高的学术研究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除朱物华外，他们与饶毓泰一样，都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即光谱学。可见，这不仅是一个高水准的教授队伍，而且有比较特出的研究水平与研究领域。当时，系里还有副教授龙际云、张珮瑚，助教赵广增；饶毓泰并从毕业生中选择优秀学生沈寿春、江安才、薛琴访等做助教，不仅使师资队伍增加，更使老中青形成了梯队。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08年
2. 他是“不作公共关系”的人，却受尊敬
饶毓泰进入北大后，在教授治校的北大可谓如鱼得水，1936年7月兼任理学院院长、理科研究所主任。还先后出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张景钺）、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曾昭抡）、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委员长樊际昌）委员等。
当然，作为一个大学系科，重要的日常事务是教学与人才培养。北大物理系课程，经二十来年的发展，到饶毓泰时期已经比较完备。1934－1936年课程，本科包括普通物理及实验、力学、电磁学及实验、应用电学及实验、应用光学、物理光学、光学实验、分子运动及热力学、无线电及实验、近代物理及实验。研究生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内容为分析力学，侧重原子及分子结构上的应用）、数学物理（傅氏级数与傅氏积分、偏微分方程、张量和相对论、群论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1（基本原理、氢原子、微扰论、多电子问题及氢分子）、量子力学2（复杂原子能级计算与斯塔克效应，多原子分子之振动、转动、电子能级及其光谱，拉曼效应，碰撞理论，核衰变和蜕变等）、量子力学3（狄拉克电子论等）、电动力学、电光学和磁光学、原子光谱、分子光谱、高等电路原理、气体导电、拉曼效应及分子构造。可见，这个课程体系特别是研究生课程已经充分反映当时物理学发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