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格桑罗布的这些介绍，完全是公文性质。
但他提到的全国医疗人才组团式对口援藏，有点新鲜和高大上的感觉。格桑罗布解释说，这个政策和措施，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为大力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改进援藏医疗人才的选派方式，提高全区各族人民就医条件而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是关心热爱西藏同胞、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具体行动。其操作方法为，由国家卫计委和有关对口援藏的省市指派医院，成批次地组团派遣医疗骨干，支持受援医院加强学科建设和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尽力尽快提高受援医院医疗建设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精良的医疗服务。不仅西藏自治区，新疆也有这种做法。他特别强调说：“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对西藏医疗医学建设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这无意中的一幕，让我久久难忘。每每看到或者听到西藏二字，德拉那因为疼痛而扭曲的小黑脸及其烫伤的样子，就浮现在脑海里。也就是那一次，我在拉萨，邂逅了一位在联合国卫生组织任职的、中国籍藏医药学博士，他告诉我说：“我们西藏这个地方，最缺乏和最紧要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我还问他说：“据说你们藏族人和低海拔的人在生理上有所不同，比如，对高原气候和环境有很强的耐受性，并且，轻易不会罹患低海拔地区人群常见的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肺水肿、脑水肿等。”博士脸膛黝黑，但牙齿洁白，他微微笑了一下，对我说：“藏族人也一样，疾病是不分地区的。”
他这句话让我羞愧，也是一种惊醒。
几个月后，我打电话给该连队指导员，特别问了德拉的伤势。他说：“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不过，孩子还是很疼。”我无语。心里想，生命何其珍贵，孩子是世上最可爱的，也是我们这些渐进中年者最喜欢的，更是希望与未来。同时也觉得，在西藏，医生和医疗应当就是佛陀和天庭的另一种显现。医生，是生命的天使，更是人类的良心。佛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论医者还是佛陀，对于生命的珍爱，乃至肉身和灵魂的救赎，是一种伟大的行为，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合作与慰藉。
2015年10月底，我再次去山南，专门看望了小男孩德拉。他的烫伤算是好了，可伤疤却难以去除。他的父亲乃堆说：“他去过拉萨和成都的大医院，医生说可以植皮。等攒够了钱，就去给德拉做手术。”我给了他600元钱，然后拍了拍小德拉的肩膀，摸了摸他油乎乎的小脑袋，转身出了低矮的石头房子。
也就是在这一次，与我们一同由318国道进藏的一位小伙子，在海通沟兵站午休时，就再也没有醒来。我和他虽然不认识，但听到消息之后，不由脊背发冷，眼泪流
下。海通沟兵站的领导说：“这孩子，才21岁！”
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猝然而巨大，决绝又悲情。从西藏回来后，我在成都军区总医院，遇到一位常年援藏的解放军干部，他告诉我说：“他的脑血管里有一块碎了的血栓或者叫硬化了的血块，本来能找出在哪个部位，可血流一直流动，血栓也跟着漂移，检查了很多次，也无法确定，更无法治疗。”看着他憔悴的脸庞，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使劲握握他粗如树皮的手掌。
这几年来，先后几次进藏，遭遇关于生命的苦难甚至罹难，乃至疾病和外伤在人肉身上的凌厉动作，使得我对西藏有了一层更深的了解，也对那些高原上的医生心生崇拜与感恩。至此我才明白，其实，每一位立志做医生，并且如愿以偿，分布在各个地域的医学和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内心，都有一种悬壶济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救死扶伤、为众生去痛疗疾的悲悯之心，尤其是在人间高域与生命禁区西藏。
2017年5月初，与《中国作家》杂志领导和老师一起，再次去西藏之后，在众多的选题当中，我欣然接受了采访和书写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医学会高原医学暨心血管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格桑罗布和西藏藏医院的国家级藏医专家索朗欧珠的任务。
在我的体验中，拉萨这个地方，有一种旷然的气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连续几次，每到拉萨，我就有后脑发紧，心悸、四肢发软、身体发飘等不适。起初觉得是海拔的原因，但细想又不对。拉萨海拔3700米左右，而我去山南时，经过的亚堆扎拉山垭口海拔达到5250米，还在那里快步走，拍照，抽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但拉萨，使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说不清的“生理”与“精神”反应。
顶着烈日去往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它位于拉萨市的林廓北路，占地面积大，各种设施可能是藏地医疗行业中最为齐全和先进的吧。进入大门，不断看到各色就诊者， 有藏族，也有汉族和外国人。
在医院，众生是平等的。每一个来到的人，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焦虑、担忧，疼痛和不安。从这个方面看，人在疾病，尤其是来自自身的痛苦面前，其实是脆弱的，唯有这样的一种际遇，才使得人对自身，对生命，乃至活着、死亡，进行自觉的体验和思考，尽管每个人的“经受”并不相同，甚至千差万别。
我在烈日下转了几圈，才找到格桑罗布的办公室。进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