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可谊：这次的活动很好，微博上也都在关注。我觉得医生应该站出来说话了，以前我们总认为医生应该集中精力于专业发展，但现在是该站出来的时候了。关于这次的事件，我有三点看法。第一，这是公民基本人权——生命权，被侵犯，绝对应该禁止，而且医院是公共场所，侵害公共场所秩序，国家是应该禁止的，否则医生的人心不能保证，整个医疗队伍不能保证；第二，作为个体，医生要学会避免矛盾，保护自己，练好一百米跑，不要硬碰硬，能跑就跑；第三，医师协会，应该呼吁其保护这个行业，毕竟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整个协会代表全体医生说话才有力量，这是集体的力量。另外协会也要保证医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我们的行业形象。
Q3：医疗与媒体。同仁血案发生之后，相对于之前上海宝钢医院火灾和深圳儿童医院“8毛门”，媒体的声音弱了很多，也理性了很多。但是在最近某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提到微博上很多医生质疑此时媒体在哪里，而当记者真正到同仁医院采访时，遇到的却是种种回避。在座的三位医生，你们愿意和媒体记者打交道吗？你们在面对记者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张慧：这次事件发生后，同仁医院眼科有一位协和毕业的师兄（苗景鹏），在门诊被患者踢了一脚，护士长被咬。这次事件，我们医院也是媒体焦点，但当事人都选择了回家休假，而不是面对媒体，因为大多数报道太有失公允了。我们害怕面对媒体说出了心声，但他们写出来的是从只言片语间挖出的其他东西，所以大家不敢跟记者掏心窝。
王仲：我经常和媒体沟通，他们并不是敌人。我们急诊这么大，媒体也没有负面报道，《新京报》、中央电视台都有整版的正面报道。我们需要让记者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与权威媒体联系。报道有问题是因为很多小报唯利是图，我们也请过清华的老师讲媒体公关，他告诉我们：小报记者一定会报道人咬狗，不会报狗咬人，因为狗咬人太平常了，没什么可报的。小报办报的理念扭曲，相比之下，正面报道声音又太弱，结果就是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这次可能是上面有指示，要宣扬正面报道，所以媒体的声音还是很正面的。实际上，媒体也是我们宣传的工具，是朋友，要学会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不占领言论制高点别人就会占领。
余可谊：我们和记者应该是朋友，媒体是中立的，如果报道出来我们有错误，也要及时改正。现在很多微博也在骂媒体，造成媒体也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如果我们医生一味和媒体斗争，是干不过他们的，还是要做朋友，要合作。
Q4：白剑峰老师近年来写了不少关于医疗事件的评论，报道了在公众视野外的医务工作者感人至深的事迹，还专门有一本书，《谁在妖魔化医生》。我和同学还开玩笑说《谁在妖魔化医生》这书应该卖的不好，估计出《别让医生骗了你》才会大卖。我想知道，白剑峰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在您眼中，医疗行业和媒体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白剑峰：任何职业都有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记者也一样，绝大多数记者都是有良知的，就像绝大多数医生是有医德的一样。其实不是负面报道越来越多，而是国家越来越开放，媒体越来越发达。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这样，一家媒体造谣是站不住脚的，今天人们更容易接近真相。只是有些记者由于职业素养偏低或是对医生有成见导致了报道偏颇。在美国对于这种失实报道，会先看报道者是否主观故意，若是主观故意则就要严惩，否则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报道真相，但是在现场经常受到各种阻碍，记者也很苦恼，像这次同仁医院的事件，每个医生都不接受采访，记者就只好找同仁门口的王大妈，结果大妈就把梦里梦见的、道听途说的都说了（笑）。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写“茶水发炎”事件时，在丁香园论坛上请医生检验，结果九成是阳性，我想请教检验科专家这是为什么，结果以我“为医生说话”的名声，十人中还只有一人肯接受采访，连协和医生也不接受。我很困惑，替医生说话医生怎么不支持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医生怕记者瞎说，记者又找不到医生。多年来卫生界封闭的太久，其实医生是社会工作者，要和患者沟通，也要和媒体沟通，要争夺第一解释权，将第一解释权拱手相让会导致事实被扭曲。例如哈二医天价药事件，患者天天开新闻发布会，医院却不吭声，记者要让消息及时见报，最后就只能用一句“医院拒绝采访”来概括医院方面的态度。所以医院、医生一定要放弃偏见，和媒体沟通，记者都想揭露真相，医生要学会把媒体当做工具，不能把媒体都拒之门外。
余晖：我补充一点，为什么会形成当前医生和媒体的尴尬局面。当卫生主管部门，医师协会，医院院长，管理层都不站出来，个人是无法站出来的，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残害的医生。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否有独立人格？没有，他们是单位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国外医生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像律师会计师一样，是合伙制的，可以和医院谈判签合同。医生的权利义务通过合同体现，不是像中国现在医师协会一样，医生都是被动加入，医师协会是行政化机构。这样导致医生在面对媒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