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在经济领域发表了很多的点评文章，在很多网站均可看到。

央行收缩货币政策旨在治理通胀

2011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实际上早已趋于收缩，特别是央行将开始使用“差别准备金率”取代“信贷总量控制”。但如果货币政策收缩过度，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通胀，同时又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是2011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目前看来，中国经济表现还是相当亮丽的，预期2010年经济增长将超过两位数，超过去年年初制订的经济增长目标。其中，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较为稳定，投资对GDP的贡献仍为40%，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已转为正，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到“内外需双向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占到全球增长率约30%，G7的贡献率相比之下还不到10%，从中显示出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另外从中国经济规模来看，按名义GDP和购买力均衡价计算，2010年末中国经济总量分别为美国经济的39.8%和68.6%，这两个数字在2008年时分别为31.4%和57.2%。

中国经济之所以会表现良好，主要是由于为了应对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助推经济强劲增长影响深远，但也带来了通胀和房价飙升等“副产品”。例如，眼下中国的CPI已创下两年来新高，通胀似乎还未见顶。随着通胀预期更加显著，通胀治理也变得更加复杂。此外，资产价格也出现了快速上涨，如2010年度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平均上涨约10%，其峰值超过上轮的周期高点。CPI上涨和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均反映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挤泡沫”压力，因为物价从上涨到下跌需经历几年时间才能真正完成，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才刚刚开始。澳新银行的研究模型显示，如果中国要想完成4%的全年通胀目标，今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应控制在10%以内，这一增速或许会导致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确实，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趋于紧缩，其中最显著的信号是今年央行将使用“差别准备金率”，其核心是将根据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情况来区别实施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银行的信贷节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制订好全年信贷规模目标后再分配给商业银行。从这个角度分析，与信贷总量控制相比，差别准备金率无疑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创新工具，因为它考虑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而非以“一刀切”的信贷管理政策来引导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做到有效抑制通胀的同时又能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在笔者看来，尽管央行需要进行严格的货币紧缩，但货币紧缩必须有序展开，紧缩的步骤仍需保持渐进且可控，当务之急是要实现有序的利率正常化。因为，利率回到历史平均水平，将促使房价稳步下调。

同时，发展资本市场可以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在信贷紧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为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提供一个较大的“蓄水池”，股市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国际板的建立将有效连通境内资本与跨国企业。其实，银行也可以利用股市来解决其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允许资本市场吸纳目前过多的流动性，也可以解决企业面临从银行获得贷款难的问题。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前提下，还要着力推进利率自由化进程。同时，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有利于减弱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关注，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更能起到使房地产市场逐渐降温的政策效果。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对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保持谨慎乐观，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失速，真正的风险仍集中在通胀治理方面。基于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央行在2011年至少要加息3至4次，并可能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仍将维持此前的渐进升值步伐，估计全年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5%至6%。

中国或将“输出”通胀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表示，2011年1月PPI显著上升表明中国仍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成本上升压力，未来这种压力可能继续存在甚至增加。第一，由于生产要素价格被长期压制，中国将面临新一轮的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第二，中国面临着大面积的工资和房租上升压力，这将最终影响终端产品的价格。

刘利刚认为，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将在未来数年内快速提高，因此“中国制造”将不再享受成本优势，与此前中国“吸收”世界通胀的情形不同，中国将对世界“输出”通胀。

中国房产税难降高房价

各方热议的房地产税已经箭在弦上。2011年1月16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上海市市长韩正提到2011年主要任务是将按照国家部署做好房产税改革试点各项准备工作。

此前，另一个可能的试点城市重庆也在近期提出将开始征收房地产税的各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