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山东考生薛德胜的哥哥替他做主，填报了高考志愿：“听说兰州大学很不错，你就报那儿吧。”薛德胜回忆说，“那时候，在大家眼里，除了北大、清华被看作最顶尖的大学之外，国内其他重点大学都差不多，并没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填志愿只是挑大学，而不是挑地区。”从东部大省山东来到遥远的甘肃兰州，薛德胜不觉得有什么吃亏。
如今，身为兰州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兼科研处处长，薛德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留住人才。他坦承，在兰大度过的36年漫长岁月中，自己也曾有过离开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大教授离职是一个非常普遍和持续存在的现象。
兰州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多年来一直在经历一场以人才流失为主要标志的衰落。
光辉岁月
薛德胜读书时赶上了好时候，那是兰大重整旗鼓、焕发活力的黄金年代。
有数据为证：1980年，李政道到中国为美国哥伦比亚、哈佛等名牌大学物理系招收研究生，在为此所设的全国联考中，兰大物理系学生取得第一名；1981~1989年，兰大化学系学生在全国重点大学化学专业学生赴美研究生计划考试中，连续5届名列第一。
还有人做过统计，在各高校1977年后的本科生里，兰大毕业生当选院士的数量居全国第7名，如果排除因合并了众多院校而稍稍领先的吉林大学与浙江大学，兰大实际上能排到第5。由于现在最年轻的一批院士都是在1980年代上大学的，因此这一数据说明了兰大那一时期本科教育的实力。
兰州大学成立于1945年。民国时期的兰大，无论在规模还是名望上，都无法和中东部地区的大学比肩。它真正开始在中国高教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在1949年以后。
1954年，兰州大学成为14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之一；1960年，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在西北地区是唯一的一所。
兰大是当时国家战略的直接受益者。毕业于该校中文系的专栏作家十年砍柴曾做过10年的教育记者，他在回忆母校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兰大得益于强大到远迈历朝的行政力量，短时间内，集权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谈判和博弈，用政府那只大手，就能让人、财、物流向贫瘠的西北。新政权全面学习苏联，处于版图腹心的兰州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因此向兰州大学倾斜。”
那时候，兰州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7个在兰州。兰州石油化工厂、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石化长子”的大项目的上马，急需石化领域的人才，兰大化学系因此得以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学科。
已故中科院院士刘有成在其访谈录《一生执着自由基》里回忆，1954年，他排除阻挠，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新中国，等待政府分配工作。当时的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好几所高校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但高等教育部的一位司长找他谈话，说兰大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几所大学之一，希望他到兰州去。
当年，像刘有成这样学成回国的海归人才，被中央政府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的还有很多。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兰大各学科的顶梁柱与国内学界的大腕。
为支援兰大建设，当时的高教部还把复旦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并入了兰大，并且从东部地区的复旦、南大等高校调来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又从北大分配来一批研究生，使得兰大化学系的师资力量瞬间变强。如今，化学系仍旧是兰州大学科研实力最强的专业，在全球学科排名中进入前1‰。
兰大发展历史上的夺目光辉，与其两任校长不无关系。兰大历史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校史》主编张克非介绍说，在兰大历史上，有3位对学校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的校长。除了民国时期的学校创始人辛树帜，还有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的江隆基，以及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校长刘冰。
江隆基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1959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位置上被“贬”到兰大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除了像刘有成一样分配到西部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江隆基一样是被“放逐”到兰大的。江隆基在兰大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守教育的底线：“尊师重教”。
当时，兰大文科已经被砍掉，历史系归于西北师范学院。兰大历史系第一人 赵俪生被发配到乡下开荒。1961年，赵俪生的二女儿从兰州附近的山上不慎滑落丧生。行政级别比甘肃省委书记高半级的江隆基得知后，通过省委发电报，通知赵俪生返城。随后，江隆基又设法恢复兰大文科，指名赵俪生为本科生开基础课，讲授《中国通史》。就这样，差点在乡下饿死的赵俪生捡回了一条性命，后来成为兰大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为兰大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著名学者秦晖、金雁伉俪就是赵俪生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刘冰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刘冰以与甘肃省委书记平级的身份出任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克非说，刘冰在兰大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请“文革”时受到打击迫害的教授重新出山，让学校迅速回到正轨。张克非还记得，刘冰到兰大后，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带人来学校参加大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