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生：吃草，马儿如何跑得好
发布时间：2013-11-12 09:25 原文链接： 吴亚生：吃草，马儿如何跑得好
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没有人认同这种使用马儿的做法。可是现实生活中，却有人这样要求我们的科研人员。
2013年10月15日，《扬州晚报》发表了《岂能坐视科研经费被当工资》一文，隐含的逻辑就是科研经费不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或者增加工资。发放工资指项目聘用的无薪人员发放薪酬，增加工资指给带薪的科研人员发放科研津贴之类的。这篇文章代表了社会上一些人对科研人员待遇状况的不了解，以及对科研经费合理构成的不了解。
实际上，科研人员需要从科研经费发放或增加工资是有几方面理由的。
首先，目前我国很多国立科研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其科研人员的工资不像行政人员那样由单位全额发放，而是分成两部分：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基本工资约占工资总额的40%，岗位津贴约占工资的60%。
一个副教授级别的研究人员，基本工资约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岗位津贴约在4000元至6000元之间。岗位津贴只是给你一个政策，一个上限，需要由你通过获取科研课题，用课题费向单位交这部分钱，单位才会给你发放这部分工资。如果一个科研人员拿不到项目，就没有钱交岗位津贴，工资就缺少了这部分。这个政策合理吗?
据说这个政策是为了激励科研人员去多拿项目，但是，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不支持这种说法。第一，“文革”前十七年我国科研人员的工资不是这样构成的，是全额发放的;第二，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科研人员的工资不是这样构成的;第三，行政人员的工资不是这样构成的。假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的话，行政人员的工资也应该分成这两部分，而后一部分应该由其工作表现决定是否发放。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北京的家装市场，铺地砖的民工的工资是不低于每天200元，也就是每月的工资不低于6000元。我们的科研人员工资如果没有岗位津贴，收入连民工都不如。大家知道，家装民工和副教授的人力资源成本是不一样的。前者需要几天的培训;后者需要十几年的教育历程。而且，两者的生活成本是不一样的。北京的房价、菜价都比农村高得多。所以，将一部分课题费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完全是现实科技管理政策使然，不是科研人员的特殊福利。
第二，从提高科研工作效率的角度，需要从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津贴或激励。我们当前还处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觉悟普遍还没有达到无薪奉献的阶段。如果干与不干课题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还有多少人愿意多干课题、多出力。再者，从经典的科研管理理论来说，提高科研人员工作效率的最佳办法是激励，而非强制或者惩罚。那种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
第三，根据学者的专门调查(见《甘肃社会科学》
2011年第四期叶继元的文章《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管理及其启示》)，在美国的科研项目构成中，用于人力资源的费用可以占到课题总经费的
40%～80%，具体比例因专业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名称包括工资、津贴、咨询费、会议费、研究生津贴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做法不会毫无道理。
所以，科研经费不能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谬解。
当然，不可否认存在极少数人贪污挪用科研经费中饱私囊的情况。但那毕竟是个别现象，并且自有法律去管。
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增加，科研投入使用效率的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在我们关注科研投入使用效率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科研人员待遇和状况的问题。
科学研究是一种高级脑力劳动，其成败与效率不只取决于仪器和设备的好坏，更加取决于人的素质和状态。没有仪器，智者仍可像霍金那样轰轰烈烈地思考;没有人，再先进的仪器也只能是一堆废铜废铁。所以，要有效地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首先要解决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解决科研人员待遇问题的首要事情是取消科研人员的二元工资制度。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二元工资制度是国家财政不宽裕的无奈之举，那么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极大提高，该到了取消这种制度的时候了。因为二元工资制度下，科研人员必然要为工资问题去找项目。科研人员如果把精力放在找项目上，就分散了作研究的精力。找项目找上瘾了，就会变成为找项目而找项目，把精力转移到挣钱上。如果科研人员把很大的精力放到挣钱上，那是很难作出创新成果的。
当找项目之风盛行起来之后，科研人员的经费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一些长于公关的人项目渐渐多得做不过来。项目做不过来的后果必然是各种形式的科研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一些科研能力很强，但公关能力很差的人，只能拿到一些小项目，甚至拿不到项目，经费的不足限制了这部分人科研特长的发挥。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钱的越有钱，没有钱的越没有钱;有钱的没时间做项目，有时间做项目的没有钱。这种科研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降低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