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伯恩斯在 2014 年从美国外事部门退休，伯恩斯积累了 33 年的外交从业经历。他曾在包括三位共和党总统，两位民主党总统的政权下工作，并长期从事最高机密的外务工作。在 1996 年到 1998 年，伯恩斯在克灵顿政权出任国务院行政秘书。随后，他曾在 1998 年到 2001 年出任美国驻约旦领事馆大使。 伯恩斯在 2001 到 2005 年出任国务卿助理，主管近东事务，并在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 2001 年 6 月份的短暂停火协议上有着主要功绩。同期，伯恩斯也作为领头人物，带领国务院与利比亚政府协商，成功让利比亚自愿放弃发展核武等大型杀伤性武器。
伯恩斯在 2005 到 2008 年担任第五任美国驻俄罗斯领事馆大使。在 2008 到 2011 年担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其职位在美国国务院中仅次于国务卿与副国务卿。在这段时间里，伯恩斯主导美俄关系的重组事务，并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到 2009 年1 月 21 日担任过一天的代理国务卿。
伯恩斯在 2011 正式被奥巴马任命为副国务卿。在 2013 年，伯恩斯与其同僚杰克·萨利文（Jake Sullivan）一并领导秘密双边会议，并促成了伊朗与联合国五常加一签订《日内瓦临时协定》，并最终促成 2015 年的《伊朗核协议》。
2015 年 2 月 4 日，伯恩斯被任命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第九任主席。此机构为无党派国际关系智库，主要负责推进国家间合作。
二、主要观点
• 支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但希望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联合盟友共同制裁中国贸易。
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台采访中，伯恩斯对特朗普政权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作出评价。伯恩斯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政权对于中国实施的贸易制裁，并认为此种制裁有益于打击世掠夺性及不公贸易行为。但伯恩斯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过于单边主义，提倡美国使用外交手段联合盟友对中国一并实施贸易制裁。伯恩斯同时表示将区别于中国与俄罗斯这种在国际上的“寡头势力”，美国有足够的外交盟友可以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合作。
• 国际货币和贸易组织需要接纳全球不断增长的新型经济体，但同时应该推进更严格的国际贸易规则。
伯恩斯指出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贸易在世界上的增长存在忧虑，而中国同时对于国际市场存在忧虑。但是美国国会和中国还是在极力倡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与贸易组织接纳中国，提高中国在组织内的配额以及投票权。伯恩斯认为国际金融与贸易组织对于中国这种新型经济体的接纳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他认为在接纳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应要求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严格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 美国必须找出一条与崛起中的中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发展道路。
伯恩斯认为，中国崛起是当今国际事务上一大重要议题。在特朗普政权频频以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伊朗核协议》而渐渐退出外交舞台的过程中，中国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已经觉得要在国际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议题上成为重要领导。中国的崛起在伯恩斯看来会为美国带来危险，但伯恩斯并不觉得这种危险有好坏之分，也不觉得这种由中国崛起带来的危险会是美国无法避免的问题。
伯恩斯认为中美必须坦诚就两国的经济架构与市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诚实的沟通，并且中美需要在类似朝鲜核问题这样的重要地缘政治议题上找到合作空间。同时中美需要就台湾及南海问题进行磋商，并在保证经济合作以及核安全的前提下在台湾及南海问题上求同存异。
伯恩斯同时表示美国必须认识到中美政治体系必然存在的差异，但是不应该因为差异而放弃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对中国崛起也有担忧的国家，一起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同时制衡中国，并考虑如何让中国的崛起更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
• 多边主义有利于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维持国际安全，而中国也应作为此维护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多边关系中一大重要成员。
伯恩斯认为，多边主义是促成《伊朗核协议》的一大重要因素。他对特朗普政权退出《伊朗核协议》，撕毁多边协议的行为表示不满。伯恩斯提倡在东亚地缘政治问题特别是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应该联合中国以及包括日本，韩国等长期作为美国盟友的东亚各国，阻止朝鲜核武器发展。
• 比起缩减或者依照原先的路径重启美国外交，在疫情后美国更需要的是外交上的新思路。
伯恩斯在他主笔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文章中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国社会将迎来就业、经济等事务上的挑战。同时，中国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势必在经济上与民生上受到重创，这些创伤会使中国领导人担忧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其国际地位。而因为这种担忧，中国或许在疫情后会选择采用更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手段。
所以在疫情后美国不能考虑缩减外交，因为那样无疑是让美国再次回归到孤立主义的时代。同时依照原先的“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思路在疫情后开展美国外交也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受到疫情创伤后的美国虽然仍然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以及经济实力，但是无法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