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者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指出仅在普通教育基础上强调实用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1917年，他联合47位同仁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引领和推进职业教育调查、研究和实践。由此，“职业教育”开始取代“实业教育”一词，并为社会所认可。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潮蓬勃兴盛。陆费逵、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蒋梦麟、顾树森、邹韬奋、廖世承、何清儒、潘菽、郑文汉等大批知识精英，虽然学术地位崇高、贡献巨大、社会活动广泛，但都曾对职业教育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贡献过重要的成果。许多成果，时至今日仍然不失其熠熠夺目的学术光彩。
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梁漱溟的“邹平乡农学校”、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以及晏阳初的“定县教育实验”等具有深远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教育探索，则是职业教育平民主义指导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典范，其影响甚至远播海外。
1922年颁行的新学制，用职业学校取代实业学校，作为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在近现代中国正式确立。1929年颁布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是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的局部调整。1932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法》则是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的全面充实和完备，职业教育制度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
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几乎与世界现代职业教育同步并生。然而，军阀更迭、社会动荡、抗战军兴等时代因素又使职业教育步履维艰，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不仅时而停滞倒退，甚至许多发展成效刚刚显露便被破坏殆尽。
3、新中国：职教发展，服务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成为迫切的国家任务。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涉及教育方针时明确提出“注重技术教育”。随后，构建起中等专业教育、技工教育、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相结合的中等职业教育制度。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等职业学校数量虽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需求有所增减，但总体而言达到了遍布城乡的程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国家确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这一期间，一方面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着重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了以职工大学、技术专科学校为主的高层次职业教育。
到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高等教育扩招，国家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发展重点，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蓬勃兴起。199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思路，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
21世纪初，国家重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方针。2002年7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面对新世纪之初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会议重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方针，确定重点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学校人事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五项改革。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把高技能人才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工作重点。这以后，落实大力发展和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旋律。“职业院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成为职业教育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2005年11月，以国务院名义第二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明确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确立了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国家战略。
4、当前时代：史无前例，鼓舞人心
经历坎坷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感佩的成就——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职业院校达到13300多所，在校生近3000万人，每年毕业生近1000万人，就业率达到或超过90%。20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超过1.3亿名，各级政府累计培训各类从业人员2亿多人次。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也初步成型，教育公平和终身发展得到保障。
近十年，全国建成1200所示范性职业院校、近5000个实训基地，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政策惠及90%的学生，中、高职学校奖助学金制度覆盖面持续增加，农村、贫困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也得到加强。同时，职业教育推行和落实多项重大改革举措：组建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并修订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和专业标准、积极探索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职业教育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面向未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职业教育十年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的发展目标与任务。
2014年，国务院、教育部等相关管理机构相继出台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等一系列的政策，强势助推职业教育发展，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