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永建（1870-1965）
钮永建以国民政府秘书长兼江苏省民政厅长，职重事烦，需照顾多头，而办公精力分配，以情理论，势必“在国府之时多，而在省府之时少也”。他请孟森赴宁就职，当然出于故谊，同时也看重老友的行政长才。孟森到职后，在民政厅秘书处独当一面，江苏省政府召开政务会议，钮永建不能分身之际，往往也由他代表出席。至10月，江苏省政府改组，钮永建改任省政府主席。约同时，孟森结束在南京的工作。现不确定离任的具体原因。有谓“森不善辞令，其见解又往往与人不合，与政客相处稍久渐渐厌之”，或是一因。孟森与钮永建的作风、政见未必尽合，相处可能出现问题，但更直接的理由，应是民政厅长易人，他也不安其位，思另择出路。
孟森从政经历不长，但身处政治风云诡谲的南京，却有机会对党国体制作近距离观察。当时致函赵凤昌，内称：
奉二日书，历六日始达，盖宁垣自二十五以后至昨日七号，始见邮函也。……此间尚甚疑于武汉，以唐生智有力取江浙之意，疑汪（精卫——引者注，下同）等或与同情，又所宣言，明为以蒋（介石）为离叛，以李宗仁辈为拥戴，故深致不满。迨五号七人既到，始信无对宁用兵之事，然痕迹尚深。至今政府委员以下，无有与汪等通谒者，似乎将静观其合作之程度，则弟何人斯敢奔走访候于其间耶？
此函用“江苏民政局用笺”，落款作“九月八日”。据内容判断，当作于1927年9月8日，正处在所谓“宁汉合流”前一阶段。“胡展堂”，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先是宁、汉分立，而宁方内部，桂系与蒋介石有隙，李宗仁等认为非蒋去职，宁、汉不能合作，迫蒋辞职。蒋因北伐军受挫徐州，声威有折，遂于8月15日发表下野宣言。南京方面一时群龙无首，孙传芳乘机反攻，江北很快为孙军所占，即函内所谓“孙军来逼”。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加快，双方达成协议，武汉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9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五号七人既到”，即指汪精卫、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汉方要人于9月5日抵南京。孟森对当时当地的政治前景有所分析：
新局若何而定，各方诚意如何，俱未可知，但既落其中，亦愿观其变。所可知者，诸人才具虽短，而人格则高，绝无军阀养死党、占地盘之故态，果欲求光明之路，终不能舍此而他求。当其抛弃一切之时，孙军来逼，尚能合力拒之，此有主义之故也。此弟所谓既落其中，愿观其变者也。
十五会议之期，未知能如约否？北伐是否能宁汉合作？汉之中何以处唐（生智）？将来政府似又不能纯守俄国之衣钵，则组织未知用何方式？党务与政务夹杂，终非久计。文、武两途，军、民两政，何以使之就理，此皆在观变之中。政治停顿，吏牍稀简，无可奈何手一编自遣。双方政客，无从会见。弟来宁后，无意中曾一晤胡展堂，蒋介石始终未见，无所谓应酬，无所谓报谒，未知他人之在宁者如何。但弟自觉在此，亦不甚觉其可怪，或者风气已有变迁，不一定沿京都及省会之旧习，此皆弟之所云有望者也。
党军竟不肯宁汉相残，蒋欲宁伐汉，竟不可得，而不免一去谢罪，有主义者如此，无主义者如彼，吾终信事之必成，但未知果在何人之手耳。
孟森对南京国民政府颇有正面观感，对国民革命军的组织能力、军事素养评价不俗。他感觉南京当地“风气已有变迁”，不同于北京及他处“旧习”，国民党人“才具虽短，而人格则高”，皆为“有主义之故”；又认为“宁汉不肯相残”、蒋以下野为代价与汪的合作，是“有主义者”的表现。但同时，对宁汉合作前景，包括宁方内部汪（精卫）、唐（生智）之间人事矛盾，也怀疑虑，尤其以在南京亲身经历为验证，不满于训政体制下“党务与政务夹杂”的现状，以为“终非久计”，将来政府组织恐难“纯守俄国之衣钵”，文武、军民关系如何协调，仍需观望。
孟森从民政厅秘书任上卸职后，回到上海。1928年春，大学院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聘请国内各专门学者及教育专家，组织一提案预备委员会”，孟森被聘为下设出版物组常务委员。11月，为江苏省政府特派员查办愚斋义庄公产。同年底，省府设立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被聘为编纂。至1929年3月，辞去上述两项工作，完全脱离江苏省政府。自1929年夏，孟森始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清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至北平担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直至1938年去世。
余论：“党国已造成不解之结”
综上，大致可厘清以下事实：曹锟贿选发生后，孟森离京南下，出于对国会制宪的失望，提倡省宪之说，参与江苏地方自治运动，发起组织全社、江苏公会、新苏公会等自治团体。1926年11月，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江西之际，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成立，宣布划三省为“民治区域”，发起“倒孙拒张”运动，孟森为骨干成员之一。而后，以划上海为特别市、实现“市民自治”为宗旨的上海市市民公会、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相继成立，孟森历任常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