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