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生：首先祝贺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在我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恩师，这么多年之所以做企业并购，是受到邓教授的启发，坚持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并购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40年中国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改革开放40年都是亲历者，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见证了中国管理的发展。今天早上黄群慧老师在报告中把中国的管理历程分成几大阶段，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再去重温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说的，我们现在来谈论我们的企业管理是中国管理、西方管理还是什么管理，感觉它好像是个集合，其实要进行划分的，哪怕中国过去40年管理发展过程中也都是东西交融的。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这个阶段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摸索把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怎么结合起来，是寻找最佳实践的一个过程。
在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家们都热切希望能够通过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的管理哲学，找到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用的工具，尤其是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这个工具什么时候能够用，这个工具拿来之后能产生什么效果。这个过程也是把西方哪怕是MBA教科书上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进行中国化的过程，它不单纯是引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落地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不断试错的，比如在管理界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国际非常顶尖的管理顾问公司，无论是做战略的还是做人力资源的，还是做什么的，这么多年经历的过程中，比如他们市场报价就很清楚，他们市场报价有的一千万起点，有的五百万、三百万起点。很多企业这么多年来在摸索管理之道的实践过程中都能感觉到，鞋穿上合不合适自己知道，这个过程产生了我们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怎么能够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这个想法。
我们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有共同的愿望，尤其是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高，希望对世界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有所贡献，产生大量的无论是学者的想法、企业家的想法，甚至是政府的想法，立各种各样的课题，希望产生中国的管理理论。今天这个活动也是这么多年来各界对建立中国管理模式、中国管理理论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要变成系列化的论坛来开展活动。
这么多年来，在我印象当中，已经小一二十年了，一直希望我们的管理思想体系能够具有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刘鹏理事长所在的中企联曾经立项了一个课题，用五千万资金，动用了中国、世界一流的企业家、研究学者来探讨中国管理理论到底有什么跟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产生了一些成果。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
包括今天这个论坛的发起也都是贡献，今天论坛请来高水平的专家们，上午五个专家的发言都是从不同的路径、观点、方法来探讨中国式管理模式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过程。这个也用不着着急，不一定非得说要形成一二三、四五六的体系才算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我觉得有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暗地里的影响，也许也不坏，更重要的是意识动员、思想动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北京交通大学的老朋友，我们两个学院之间长期以来有非常好的合作。作为中国顶尖的商学院，能够发起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本身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老一辈教授像邓老师这些大教授的文化传承的激励下，把中国管理的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来动员整个管理学界甚至经济学界，共同来研究、发展。上午邓老师说过了，管理学界作为独立的学科时间也不长，从学科来讲，经济与管理的界限既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管理理论家其实原来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把全世界的商学院、企业都团结起来，为中国管理作贡献，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大商学院的优良禀赋
叶康涛：谢谢张院长，构建中国管理模式这条道路，要政企联合、产学研联合，在过去几年张院长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做了很多工作。上午徐少春说就中国管理模式六个字征求过另外一名著名企业家的意见，对方说这六个字我只认同两个字——管理，不认同是中国独特的管理，不认同管理能成为一种模式。陈春花教授她当时去六和，有一次我跟她聊，她原来在南方也是帮美的和一些南方的企业做咨询。她发现同样的想法在南北方的企业具体做法却不一样，因为南北方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方法就不一样，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中国北方管理模式、中国南方管理模式，是不是还有这个区分，是不是管理模式越来越复杂？
复杂的表现背后，我们做学者的觉得它有一个根，一切表面行为都应该有一个逻辑的根，上午徐少春把它归结为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在座4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和实践，那么它的基点是什么？
周禹：今天给的题目都特别宏大，各位都是国内外的顶级专家，分享的信息穿透力很好，颗粒度很高，我自己一直在耐心地聆听学习，我不知道在座的企业家和学员们，大家能够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