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用杜甫一句诗来形容张益唐的一生，最为恰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说起张益唐，大概有不少人感到陌生；但这个名字在数学界却可算得上是如雷贯耳的存在：其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论文“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在2013年5月被世界最权威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正式接收，《数学年刊》审稿人对此论文高度评价：“这项研究是第一流的，作者成功证明了一个关于素数分布的里程碑式的定理。”
这一天才的证明使张益唐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Fellowship)，并被誉为“敲开了世纪数学猜想的大门”、“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数学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但与大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数学家故事所不同，“天才”曾经并不是属于张益唐的形容词——在赞誉与奖项接踵而至时，张益唐已经年近六十。在此之前，他曾经在美国的中餐馆和汽车旅馆打工、在 subway 洗盘子送外卖，后来也只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大学一个薪资不高的暂聘讲师。
也因此，很多人将这段怀才不遇的早年经历看作是张益唐“传奇人生”的一部分：青年时期对数学的执着与热爱、普渡求学期间的艰辛与倔强、失业几年在清贫中的坚定和坚守、一个普通数学老师的职业操守与教学生涯、孪生素数猜想证明的诞生……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起了数学家坎坷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迎合了一切“传奇”所需要的元素。
然而，在谈起那段八年的艰苦岁月时，张益唐自己却说：“别人觉得传奇，我不这么认为。只觉得一切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是张益唐在访谈中常常提到的词。无论遇到人生中的顺境或逆境，他似乎都能安然处之，“其实还好，我能承受得住，也没有特别难过……也许是个性吧，我还能经受这些挫折。”在他身上，似乎看不见一点点作为伟大数学家的傲气与偏执，而只有一个普通中年人的淡然与谦和。
“他不是平易近人，他就是一个凡人。”见过张益唐后有人如此评价。
对于“凡人”张益唐而言，成名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却是真正的凡人难以想象的。
1985年，30岁的张益唐独自到美国普渡大学求学。在美国，他一边在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在 subway 打工挣学费。后来据他自己回忆，当时自己就是在 subway 里边打工边钻研那个举世闻名的数学难题——“孪生素数猜想”；甚至连他成名前在美国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也是“工余思考研究累积下来的成果”。
从30岁到58岁，张益唐在美国度过了近三十年默默无闻的时光。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收入的保障、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甚至没有专心思考数学的空间——张益唐的数学研究环境，比很多人想象中要恶劣得多。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凭着对数学最纯粹的热情，做出了震惊整个数学界的成就。
“因为还是热爱科学，即使在很不理想的状态，我也没有动摇过，没想过离开数学研究的道路，另谋生计。我对数学研究的热爱是全心全意的。”在媒体采访中，张益唐轻描淡写地说。
正如张益唐妹妹张盈唐在回忆录中对张益唐一生的总结：“正当少年求学的最好年龄，他却跟着妈妈到湖北干校锻炼改造，后来又独自回到北京当一名制锁厂的工人。文革结束，好不容易在北大度过了几年最美好的与数学相伴的岁月，当他雄心满满地踏上美国的土地，期望在那里再展宏图时，却遇到心胸狭窄自私的导师，让他的求职路充满坎坷曲折。他经受住了，其实以他的数学才能，在美国硅谷任何一家公司或金融公司都能轻松地获得不菲的收入，但是他根本无视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数学之美，才是他毕生的追求。”
对数学全心全意的热爱，使他在半生坎坷中始终保持“顺其自然”却绝不屈饶的态度。比起我们想象中的天才、狷狂、高傲的数学家，他似乎确实不像是什么“伟大”的人，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但也只有这样的“普通人”，愿意踏踏实实地为自己所热爱的职业付出三十年的时光、愿意过着无名无利的生活却毫不焦躁、愿意做个“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苦行僧。
每一个凡人，都有自己“不凡”之处。
尽管艰苦，但张益唐依然认为，美国的求学经历为他带来很多重要的影响。他说，在美国，来自世俗的压力更小——例如亲人朋友的不理解、社会的舆论压力等等，使他在快餐店工作之余依然能够专心学术。此外，他也更喜欢美国学术圈的氛围：“在美国就这点好，大家彼此尊重、各做各的。我一向少与人接触，也少参与系上活动，过去就是我‘冷落’人家，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有什么改变。有些系上教授，像当时进校时任系主任的K. Appel，一直都对我很敬重。”
发表论文时，张益唐只是大学里的一个讲师；而且在此之前，他在美国唯一发表过的论文就是2001年在《杜克数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黎曼猜想的文章——可以想像，若不是处于开放平等的美国学术圈中，默默无名的张益唐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数学年刊》权威专家的认真对待与重视。
也正是这样的学术氛围，为他提供了专心学术的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