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明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精神探微》一文中写道:此后的20至40年代,一大批在西方受过社会化大生产教育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注意到了洋为中用的问题。

“我对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因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表示。

以张弼士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民族企业家,好学不畏难,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能力带回祖国。

从大众福祉角度出发,张弼士归国后带头投资兴业,并将重点放在农业与水利的发展,先后兴办了从事开垦种植业的惠州实业公司、普生农牧公司和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并引进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

他多次强调:“目前,在中国贫困与不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发展商贸,人民就无法维持生计。但是,如果在发展商贸时而忽略了农业这一基础,我们就将没有粮食,人民也将无以为生。”

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他还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捐款支持国内教育事业、创办华侨学校、开办专门服务当地居民的“育善堂”……张弼士捐款文教福利事业,“总数不下百数十万元”。

回望张弼士的国内创业史,几乎就是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实业救国”的探索史。

从新:民族企业精神百年传承

事实上,由于当时特殊的现实国情,以及外忧内患、民族企业夹缝求生的客观情况,除张裕酿酒公司这唯一保存的成果以外,张弼士在国内投资的一系列企业,多以失败而告终。

▲张裕公司老门头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和新生产力的发展。

不止于“实业救国”的商业探索,张弼士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影响决策方。

“当革命党人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年月,张弼士曾暗示南洋所属分支公司对海外革命党予以经济上不公开的援助,”李松庵撰文写道。

在张弼士看来,“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即使年迈体衰,为了向海外募集资金,他仍四处奔走呼号。王贞虎撰文评价道,“张弼士先生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全期。”

从这群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慷慨悲歌,也不禁追问:而今的我们,应该怎样从前人的身上继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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