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中国同盟会的论战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民报》,致力于宣传革命理想。核心人物是孙文新的助手胡汉民、之后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建立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字精卫,本书均作汪精卫)、陈天华等人,不久后出狱的章炳麟也作为主笔加入。

《民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梁启超主导的《新民丛报》。1906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国民没有能力实行议院政治,只有日本成功的开明专制才适合,于是两者之间开始了争论。而且,梁启超还主张,反满革命只是一种报复,如果发生内乱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对此,《民报》反驳道,民族革命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朝的反抗,在不指望他们进行改良的现实下,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社会。

就在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相持不下时,由于梁启超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上而不了了之。然而,由于这场论战,创刊时只有三千份发行量的《民报》增长到四五万份,直到1908年被日本政府禁刊时,《民报》一直都拥有大量的留学生读者,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与内部纠纷

革命派还进行了很多争论,其中产生严重对立的是围绕中国同盟会内部的革命战略的争论。孙文提倡首先争取故乡两广地区独立的边境革命论,然而来自出生在长江流域的人们组成的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们却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广地区太靠近南部,即使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而且,接近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列强殖民地,如果发生事件的话会成为侵略的借口。反对两广革命的人所提倡的革命计划则看重长江流域、特别是重视作为战略据点的武昌。事实上,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首都并发展为全国运动。最后辛亥革命的实现也验证了这一计划。

起初长江革命论就带有强烈的反对孙文独断专行的意味,1907年长江上游出身的同盟会会员一百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后,形成了独立行动的性质。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表面化,体现在1907年3月孙文迫于清朝压力离开日本这一内部纠纷上。起因是日本政府寄来饯别的资金,以促使他主动离开日本。孙文把一部分用作《民报》的经费,剩下的全部投入到5月以后广东发动的武装起义。然而孙文的这一行为,被反对边境革命论的同盟会成员们视为自作主张。尤其是孙文汇报的金额少于实际到手的金额一事暴露后,章炳麟和宋教仁指责他被日本政府收买。中国同盟会却由于内部纠纷而陷入了分裂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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