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长是广东人，系左宗棠在福建时的旧部，“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是一位精通近代枪炮和机器制造的专家。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设立制造局，赖长仿造的西洋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

1872年11月底，赖长应左宗棠之约，从福州携带机器，并在福州、广东挑选了一些熟练的工人和技师，由汉口取道来兰州。兰州制造局的厂址选在兰州南关。左宗棠派督标弁丁从之学习。1873年初，兰州制造局正式投产。

赖长被调来到兰州时，左宗棠在一封致友人信里，说他“携所造螺丝炮试验及小机器尚可用，唯需授意制造，庶便利耳”。当左宗棠拟让其回陕西制造时，他说：“局用以石炭为要，所需最多，阿干镇所产既佳，价值运脚亦省，较之陕省合宜。至钢铁则就近或可采办，与由陕采办成器有余，亦须运脚，尚不如就近采办为省。”左宗棠于是让他调所带工匠和机器“在兰设局”。赖长带的宁波和闽、粤工匠，“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从生产的重炮和七响枪的情况可以推断，兰州制造局的机器设备，必须有炼钢和浇铸坯料的较为完善的冶炼设备；必须有锻造枪管炮筒的设备；必须有车、刨、钻、锉等近代金属加工车床。这对生产落后的甘肃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兰州制造局是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其经费从甘肃关内外办理军需款项内拨支。其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在摧毁阿古柏反动统治和挫败沙俄侵略阴谋、收复伊犁的爱国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小的。实事求是地说，兰州制造局的开办，主要是为收复新疆的军事斗争服务。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在征讨阿古柏的战斗中，其武器弹药，主要来自兰州制造局。例如古牧地之战为北疆首战，左宗棠于事后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弟处有粤人仿制大炮及标针快响枪，俄人亦极赞之。昨次攻拔古牧地，深得其力。”

此外，左宗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也确实具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认为这是中国不受制于洋人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兰州制造局除自备机器外，1874年又将西安制造局的火炉蒸汽运来。它以制枪炮为主，制造时“参用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并能“每进益上，精益求精”。左宗棠认为：“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1875年6月，俄国索思诺夫斯基对枪炮制造原只推崇英法与德国，而当他看到制造局仿制法、德枪炮，“其精者与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枪及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盖又彼中所无”时，不禁“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这表明制造局不仅能自造一些新的枪炮，而且制造技术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兰州制造局除造枪炮外，赖长还使这个军用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发展，制造出抽水机（吸水龙）和灭火机（水龙），特别是制造出织呢绒的机器。杨昌浚看到制造局制造出洋水龙后，就向左宗棠建议：是否让赖长“停制炮子，仿造洋水龙，以备不虞”。左宗棠虽然肯定了制造洋水龙的意义，但认为“西北屋宇墙壁多用砖砌土筑，与东南木壁篾织者不同，绝少火患”，“水龙仿造一架已足，无须多制”。他更从新疆收复后正须增添武器的情况，对杨昌浚说：“此项制造不能停工。”赖长仍以如前“赶造火炮，储存待拨，开花子炮预备为要”。在伊犁危机时，他在强调“水龙为救火良器，仿造预备自不可少”后，对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和制造各项机器提出了一个全面安排的意见：“若论其先急，则造炮第一，开河、凿井、织呢次之，水龙机器本少，仿造甚易，以余力为之可也。”由此可见，兰州制造局是以生产枪炮为主，并可望发展成为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的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

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起初是运往肃州助战攻城，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但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主要目的是反对外国侵略。1875年，左宗棠为魏源《海国图志》重版作序时又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以坚船利炮“蹈我之暇，构兵思逞”，乃与魏源一样思制敌之计，“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表明，他造船和制枪炮，都是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为抵御外国侵略。他制造的枪炮用于攻占古牧地、达坂城和进取喀什噶尔，为收复伊犁布防，同时对反抗俄国、阿古伯侵略，收复新疆起了重大作用。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的军用企业，除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外，光绪元年（1875年）还在兰州创办了火药局。为提高火药质量，左宗棠要求将硝、磺多提炼几次，使火药品质和洋火药一样。这样做虽增加了成本，但是火药质量“为上上好火药”。新疆收复后，他又在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库车设火药局。

这些制造局和火药局，不仅以它生产的枪炮弹药为西征提供了装备，而且制造了一些机器，开了西北近代工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