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沈葆桢上疏清廷，把船政学堂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窥西学的“精微之奥”，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也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这些学生更进一步地传入了中国。

在船政学堂前前后后的十几届毕业学生中，有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在船政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后被送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内容包括了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是把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对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个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亲自主持勘测、修筑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铁路建筑工程师，在我国铁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船政学堂为中国的近代海军培养了第一批高级将领，其中有代理北洋海军提督，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率北洋舰队奋勇作战，兵败自杀殉国的刘步蟾，有“致远”舰舰长邓世昌、 “经远”舰舰长林永升。

为赴新任寻代班

左宗棠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最为关键的是必须选荐一位思想开明、敢于担当的大员出任船政大臣，由他来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因此，他看中了曾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林则徐之婿。虽说也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但他思想并不保守。他早年追随曾国藩，由广信知府历任迁至江西巡抚，在江西镇压太平军非常卖力；又支持官绅反对外国传教士罗安当进入南昌，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他也很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在读过崇厚送来的《新刊格物入门》五部后，他说：“披文考义，缕析条分，洵制器利用之要领，较之前人所集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学等书，尤切实晓畅，讵（jù）徒藉以增广见闻已耶？”同时，他对曾国藩也并非一味盲从，并逐渐不满于曾氏，想辞去职务，但多次提出辞呈都没有获准。1864年，他因丁母获假回到福建，在家不问政事。

1867年10月31日，左宗棠密奏清廷，特任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并享受专折奏事的权力。

沈葆桢像

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后答应总理船政，左为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人选。左宗棠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以丁忧人员不应参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

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议论得纷纷扬扬的七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

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

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八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有专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的周开锡和“才长心细，熟谙洋务”的胡雪岩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1866年12月7日），左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