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覆灭、伊犁的收复以及左宗棠调离陕甘等原因，兰州制造局在光绪八年（1882年）停办，所抓学习的督标弁兵，遣入兰州织呢总局。后来这部分机器辗转变迁，发展为甘肃机器厂。

兰州引入织呢机

左宗棠并没有仅仅把其在西北的洋务事业局限在发展军用工业上，而是因地制宜地向民用工业拓展。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在兰州制造局“以己意新造水机，试造洋绒”成功，并向左宗棠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赖长于1877年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水轮机，用甘肃出产的羊毛，试织成一段呢片，还试织了一种绒缎。左宗棠看到后，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打算购办外洋织呢机器到兰州纺制绒呢，“为边方开此一利”。这个打算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并随即写信给上海米运局补运道胡雪岩，附赖长所画的机器图样，请他访购织呢织布机器全套。左宗棠把织呢与机器掘井、开河一同看做利民实政。他之所以要在兰州设立织呢厂，是因为：其一，兰州为羊毛、驼毛产地，原料充足，设厂利用可以致富；在交通极不便利的西北地区，成品运出比之原料运出，要便利得多。至于机器运转动力所需的煤炭问题，左宗棠认为不难解决。其二，销路可以流畅。他说：“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且兰州织呢办成功，还可“由关内而及新疆”，加以推广。可见，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的动机首先是着眼于国计民生。生产为了销售，远销于内地各省，由阜民而裕国。其次，是为抵制外货，收回和维护中国的利权。兰州织呢局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对此，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一名通讯员到兰州进行实地观察后，也不能不承认，甘肃“地方官吏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国观念”。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上奏清廷，在兰州请设甘肃织呢总局。经清廷批准后，胡雪岩便请求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经理嗲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在德国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聘用的德国技师、总监工和翻译，有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福克、白翁肯思泰和卫宜格等13人。

甘肃织呢局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址，今畅家巷内。厂房230余间，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个部分，并附设机器检修所，另掘有水井，以供漂白用水。左宗棠对厂房修建，要求“只取坚实，不在美观，是为至要”。他说，赖长以旧房改造作为织呢局，“既免另购民基，又可就营地做堡”， “既有围垣，余屋可陆续添盖”， “盖造房屋，总以暂时能容纳机器，并够匠夫住址为准，如果试办有成，将来自可推广”。他甚至认为：“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这种因陋就简、逐步扩充的精神，对企业基建虽是重要的，但不尊重工匠和机器对厂房的要求，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1878年底，所聘雇的德国织呢制造家石德洛末、建筑师安克“将需用的机器载运来华”。

光绪五年初（1879年），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购机办呢厂时说：“胡道购织呢织布机现可到兰州，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而后关外，与棉同规久远，未知能否有成？”可见，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胡雪岩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坯、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080个。这些机器运到上海后，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再通过陆路、水路，用多种方式运到兰州。由于陆运大多是用马车拉的，有的大机器马车放不下，乃将机器拆散，分装为4000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运达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上海英文周刊报《大清国》报了运送机器设备的艰难情景：

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拉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运过去。

由此可见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威人物的倡导和他那样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

织呢局经过筹划、营建厂房和五个月的组装，于1880年9月16日正式开工生产。厂中雇了13个德国人，其中有两人任翻译，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聘雇外国技师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近代机器工业的技术人才。左宗棠指示赖长挑选幼年兵丁入局学习，“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个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织呢局的创办经费和投产后的日常经费全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