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市妇联宣传部长李果阿姨和她母亲接去，住东厢房（李果阿姨独身）。院子里有之前居住的范瑾阿姨种的玫瑰香葡萄，好大一架葡萄！后来，每年结了葡萄，母亲只给我们一些吃，差不多全送给了妇联的幼儿园。母亲自己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核桃树，后来居然还真结核桃了（我们搬走后，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居住，他女儿去医院看望我母亲，带去的就是这颗树结的核桃）。
父亲去世时，中央每月给母亲发260元抚恤金。母亲说，她自己的工资每月240元，不需要领抚恤金。组织上没有同意她的意见，仍然每月发给她。大约发了一年的时候，母亲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坚决不再领。她派我送到中组部。这样，组织上才停发了这个钱。
大约1963年，我舅舅的一个儿子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他符合领取助学金的条件。但母亲说：“给国家减轻些负担吧。”于是，她出资供表弟上学。
母亲受父亲去世后被错定右倾机会主义（1979年中央发文平反）的牵连，被免去北京市委委员，调离市妇联，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副局长。上班要到南城的市府大楼。先是每天司机接送，后来母亲觉得太费汽油，就向组织上提出搬到市府大楼宿舍住。1961年，我们搬到了市府大楼宿舍楼的两个两居室。文革开始，母亲和机关其他领导一样，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时，她的工资停发，每月只给她和家中的老阿姨每人20元生活费。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北语刚工作一年，每月工资46元，我全部交给母亲，可顶了大用！落实政策时，补发了母亲被扣发的工资，她全部交了党费，并有一年时间每月交一百元党费，直到组织不收了为止。而她自己的生活省吃俭用，袜子连脚面都打了补丁。毛衣的袖子破了，就拆下袖子，当坎肩儿穿。冰箱，是最普通的“雪花牌”；到死都没舍得买个彩电看……简朴的生活，乐观的心态，让她笑对人生。她左手不能动，就练着用右手。一只手穿脱衣裤；一只手换花盆；一只手包饺子……
对待1961年到我家帮她料理家务的老保姆，母亲视为亲人，平等相待。老阿姨孟步云，是一个起义将领的二太太，其夫曾是张学良的中将副官长。文革中，她丈夫及家人都离开了人世。她年纪比母亲大五岁，无儿无女。1977年左右，母亲让我接她来语言学院我这儿，我和老阿姨互相有个照应。母亲每月出她的生活费，嘱咐我要给老阿姨养老送终。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办了。1987年，在母亲去世后4年，老阿姨在84岁时离开了我们。
1983年12月31日，母亲在患急性进行性肾衰竭几个月后，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她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少年时代的难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