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市妇联宣传部长李果阿姨和她母亲接去,住东厢房(李果阿姨独身)。院子里有之前居住的范瑾阿姨种的玫瑰香葡萄,好大一架葡萄!后来,每年结了葡萄,母亲只给我们一些吃,差不多全送给了妇联的幼儿园。母亲自己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核桃树,后来居然还真结核桃了(我们搬走后,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居住,他女儿去医院看望我母亲,带去的就是这颗树结的核桃)。

父亲去世时,中央每月给母亲发260元抚恤金。母亲说,她自己的工资每月240元,不需要领抚恤金。组织上没有同意她的意见,仍然每月发给她。大约发了一年的时候,母亲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坚决不再领。她派我送到中组部。这样,组织上才停发了这个钱。

大约1963年,我舅舅的一个儿子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他符合领取助学金的条件。但母亲说:“给国家减轻些负担吧。”于是,她出资供表弟上学。

母亲受父亲去世后被错定右倾机会主义(1979年中央发文平反)的牵连,被免去北京市委委员,调离市妇联,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副局长。上班要到南城的市府大楼。先是每天司机接送,后来母亲觉得太费汽油,就向组织上提出搬到市府大楼宿舍住。1961年,我们搬到了市府大楼宿舍楼的两个两居室。文革开始,母亲和机关其他领导一样,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时,她的工资停发,每月只给她和家中的老阿姨每人20元生活费。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北语刚工作一年,每月工资46元,我全部交给母亲,可顶了大用!落实政策时,补发了母亲被扣发的工资,她全部交了党费,并有一年时间每月交一百元党费,直到组织不收了为止。而她自己的生活省吃俭用,袜子连脚面都打了补丁。毛衣的袖子破了,就拆下袖子,当坎肩儿穿。冰箱,是最普通的“雪花牌”;到死都没舍得买个彩电看……简朴的生活,乐观的心态,让她笑对人生。她左手不能动,就练着用右手。一只手穿脱衣裤;一只手换花盆;一只手包饺子……

对待1961年到我家帮她料理家务的老保姆,母亲视为亲人,平等相待。老阿姨孟步云,是一个起义将领的二太太,其夫曾是张学良的中将副官长。文革中,她丈夫及家人都离开了人世。她年纪比母亲大五岁,无儿无女。1977年左右,母亲让我接她来语言学院我这儿,我和老阿姨互相有个照应。母亲每月出她的生活费,嘱咐我要给老阿姨养老送终。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办了。1987年,在母亲去世后4年,老阿姨在84岁时离开了我们。

1983年12月31日,母亲在患急性进行性肾衰竭几个月后,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她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少年时代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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