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开国少将王贵德
几个月前，报载，开国少将、原铁道兵副政委王贵德将军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１０３岁。这个消息让我深感悲伤。 原因有二，一是感慨打江山的一代英杰又少一人，光荣与梦想的历史神圣而辉煌，近代中国的独立解放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奉献牺牲之 上，共和国不能忘记；另一个原因是我本人与王贵德叔叔有过往来，他在我人生道路上曾产生重要影响，此刻我更加怀念他。
从父辈处得知，王叔叔是福建 人，十几岁加入红军，参加过赣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残酷的湘江战役，并历经长征。那是中国共产 党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湘江战役，是红军伤亡减员最大的一场战役，还有长征。凡经过这些生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 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不仅在当年的战斗中显示出来，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建设过程中一再得到证明，他们当之无愧是中国的脊梁。
我父亲陈荣同志在抗战时期与 王叔叔结识于冀南根据地，开始他们的生死之交。当时，敌后根据地的基本状况是，延安过来的红军在 人数和装备上比较有限，队伍构成主要来自当地党组织建立的地方武装。比如八路军１２９师３８６旅，除主要领导和骨干外，人员大多来自 拥有７０００多条枪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我父亲是二路军负责人之一，王叔叔是延安来的红军，他们是在３８６旅的组建中相遇的，王叔叔时 任３８６旅７７１团政委。不久之后，３８６旅转入太行山根据地。我父亲则留在敌后，参与冀南军区一分区 的组建，并参加“百团大战”，带领敌后军民进行艰苦斗争，巩固发展了敌后根据地。
“百团大战”后，受创日军把八路军作为主要敌方，开始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持续的疯狂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时间之长 都是空前的。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曰，曰伪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围剿，将冀南军区一分区机关包围在魏县一个村子里。当时， 一分区负责人解蕴山、秘书主任王玉修、参谋长郑前学、二十团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等十几名领导干部不幸牺牲、百余战士和上千百 姓献出宝贵生命。
我父亲作为一分区副政委，在身负枪伤的情况下，与王叔叔一道带领部队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保护了部队有生力量。“５．２６”突围后，我父亲与王叔叔继续并肩作战，重建一分区，带领广大军民继承先烈遗志，将抗战大业推向前进。关于这段艰难的历史及人员构成所 负职责等，位于山西武乡县的八路军军史馆有较详尽的记载。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由部队转入地方，出任河北邯郸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当时，邯郸是抗战胜利后少数被中共接收的城 市之一，也是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和北方局机关所在地。知名的人民日报（当时为北方局机关报），华北银行（人民银行前身），及烈士 子弟学校（八一学校前身），都诞生在邯郸。而王叔叔继续留在部队，出任华北野战军第１３纵队３９旅副政治委员，３８旅政治委员，第１８兵团６１军１８２师政治委员等职。
１９４９年后，王叔叔继续留在部队，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出任铁道兵副政委。当时，我父亲也想过重回部队任职。但考虑到他曾是石家 庄法文学校的学生，参加过石家庄“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组织工作，又有城市管理经验，中央希望他还是留在地方。选择有三，一是出任 驻中欧某国大使，二是去北京市委协助刘仁同志，还有就是到天津任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主任兼劳动局局长。那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黄敬，他是父亲在冀南时期的老领导，抗战胜利时也与我父亲共同接收过冀南地区不少县镇。邯郸解放后， 黄敬与范瑾夫妇还有孩子们曾住在邯郸，与我家是朝夕相处的近邻，于是父亲便选择去了天津。
孰料一入津门深似海，不久后，黄敬调回中央，我父亲的政治生涯则开始遭遇重大挫折。他被一贬再贬，一度贬至郊区的农场当厂长。 文革时又被关押，完全失去自由。他后半生遭遇的残酷的斗争不亚于战争年代。不同的是，前半生是和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斗，后半生是 被自己的同志斗。关押期间，我父亲突发胃穿孔，大口吐血，关押人员只通知家属就不管不问了，我们 是在街坊四邻协助下，用肩膀将他扛进公安医院，才保住了性命。
我与王叔叔的往来正发生在我家最难的这段时期。这种难体现在各个方面：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如此，却 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甚至伸出援手，王叔叔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让我受伤的少年心灵感到了人间温暖。
回想那时的经历，我体会到只有在逆境中，人才会变得十分敏感，对任何一丝善意都心存感激。比如邻居的一声问候：“胖子吃了吗？ 我家今天吃捞面，给你来碗？”（我小名叫胖子，父亲一直这样叫我）。或者，当坏孩子把我诸在墙角，逼我说羞辱我父亲的话时，往往有大 人过来干预：“介帮倒霉孩子，玩去玩去”；还有，我经常排不到买菜的队，每次快排到我，就被别人 插队，可也会有人把一棵白菜、几根萝卜甚至一块猪肉送给我，然后扭头匆匆离去。善良的百姓不仅援助当年的八路军也会同情逆境中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