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芳：论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话语空间
众所周知，从1842年到1997年，香港历经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其间，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期间的十多年，被称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灾、1989年“六四事件”及引起的移民潮、机场核心计划、1990年代的中英争拗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香港局势的动荡和未测的前景一度令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持续达五年以上，及至主权移交前一两年，一些移民才开始回流香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频仍的地方，而这些移民后又返回香港的居民也多为社会精英和文化人士，所以，迁徙和流离无疑又进一步增容了香港文化的西方背景和影响。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经历和生态为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提供了异质的话语空间。
一
香港身份书写话语空间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位置所引发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随后的文化形塑，还表现为其混杂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和形态。从地理与政治的角度看，香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然而边缘性“却给予香港一个更庞大、混杂而富于弹性和自由的空间，容纳各类非主流、非官方，甚至非正统的文化与文学形态”；此外，因为香港的这种边缘性与经济特点，香港的文学、文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精英的、高蹈的姿态出现；相反的，它与商业的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百年殖民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文化质素和文学风貌，其特殊的空间地理位置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都一点一滴影响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后现代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使香港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混杂和多元的特质。一方面，混杂意味着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并存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式，就这个意义来说，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混杂中交融和变迁的；另一方面，混杂意味着创造，只有混杂的空间存在，才有文化新质出现的可能，而混杂文化中的某种主导力量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往往会使其走向新的文化形式的蜕变。混杂的文化形态使香港拥有一个难以确定的文化身份。它既“非完全是西方的，又非完全是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相对于英国其他的殖民地（譬如印度），香港是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彻底和最不完整的地方。”而香港无疑又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城市，因为“在‘西化’与‘殖民化’的过程里，基于英国政府对远东利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考虑，它又得以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要素”，因此，这种混杂的文化无论其混杂的多方势力强弱及关系消长如何变化，总意味着对专一和保守的抗衡，这无疑代表着促进文化更新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混杂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文化倾向与属性变得懵懂和迟钝，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港人对身份认同的自觉。香港身份的醒觉和讨论在香港回归问题提出之后逐渐引起注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操持着自我的话语权力，这种人群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时期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从大陆以外的地方来到香港的人、以及香港出生的人等等，正如学者也斯所谓：
因为都市是包容性的空间，所以其成员的身份是混杂而非单纯的。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复杂。怎样去界定香港文学和香港作者，至今仍常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曾经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写给哪些读者看等作为界定作者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未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那种含混性和边缘性。香港人相对于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但相对于来自内地或台湾的中国人，又好像带一点外国的影响。他可能是四九年后来港的，对于原来在本地出生的人，他当然是“外来”或“南来”了；但对于七、八十年代南来的，他又已经是“本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