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道,虽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

“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 这是他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1916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在张廷栖等同志编写的《张謇所创中国第一》这本书中, 他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作示范了。

张謇家庭合照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 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他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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