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世璜（1912—2001），浙江象山人。1934年中央大学毕业，受邓叔群之邀入动植物研究所协助研究。抗日战争期间，赴美国攻读植物病理学，获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末期返重庆，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后回南京兼中央棉产改进所及烟产改进所病理部工作，1948年任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技正，1958年应邀去伊拉克和泰国服务。1962年，受聘任国际稻米研究所植物病理系主任，1978年退休后应聘去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农业研究，对植物病研究尤为专长。在南京时期，欧世璜协助其师研究真菌，且看其晚年1992年所写回忆其师之文：
我入中大第二年，传说有一位很好的先生来兼课，授植物病理学。当时农院已两年未开此课，院方请这位兼任教授是为高年级学生，因为是毕业学生所必修，但听说他也接纳若干二年级学生，因此选修的学生很多，大约有四五十人。下午实习，实验室颇为拥挤，显微镜又不足分配，我常取得实验材料后离开实验室，待人少时再去做。一天助教金先生对我说：上次做实验你到哪里去了？ 邓先生找不到你。我一惊，以为是逃课被查到了。原来邓先生开课目的也想培养植病后生，他选了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基本课成绩要好，他也不要读分数的学生。以后他常叫我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里他的试验室，看看真菌标本及试验，谈谈植物病理，有意收我为徒，我受宠若惊，回到农院与高年级同学商量，大家认为能跟着一位好教授，是上好机会。于是决定学植物病理，这是我修植物病理学的经过。
中大毕业后，我正式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与中大本部仅相隔成贤街。邓先生当时工作多在真菌分类，这也是各国植物病理研究的先导课题。但图书文献方面基础甚为欠缺，当时连Saccardo的Sylloge Fungorm都没有。邓先生常叫我去金陵大学农学院或中央大学图书馆查阅文献。还请一位叫杨先生的打字员，大部分时间是抄打借来的书。杨先生后来手艺很高，打字机出来的声音成了乐调。稍后图书馆增加。也有专人往各地采集标本，在大三那年，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开会，邓先生叫我去参加，去峨眉山采集标本。有人去边远地方，邓先生也请他们代采标本。邓先生的工作总是很努力，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做他的助理也很辛苦。在一间大房子里，一张大桌子，两架显微镜，邓师和我对坐。桌上是几件待鉴定的标本和书籍。通常一天工作将完的时候，邓先生又取出五六件标本，叫我把每个的菌果、子实体、子囊及孢子形状，尺寸记录下来，明天他来时就可鉴定。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常常需要徒手切片，估计我做过几千次的切片，所以技术颇高，也获得邓师的夸奖。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实习看Albugo的haustoria，助教先生带来的玻片很旧，且已褪色，可是他也带来新鲜标本，学生可当场切片观察，我的切片技巧大显身手，全班30余位同学、助教都称赞不已，取得一个好印象。平时下功夫，总有一天用得上。
邓先生对工作十分谨慎，我们也常争论。有一次看到一个孢子，很小，上有条纹，在显微镜下，我看到条纹是下陷的，而邓先生想是上凸的，争得面红耳赤，他一时发怒，叫我搬回我自己办公室。事后，当然还是一起工作。有一次我们鉴定一个真菌，生在小竹枝上，子实体像大胡蜂的腹，黑色，但徒手切片后，发现实是紫色，应是肉座菌目，鉴定不难。稍前，同样真菌被当时一位名教授误为黑色，则属鹿角菌目，该目又无相似的属，故认为是一新属。后知有误，邓师自己改正。邓师说，一个人的报告，一经印刷，黑字在白纸上，永远是洗不清的。这给我印象很深，以后写报告也十分小心。在南京中研院的一段时间，工作虽是辛苦，但学的东西也很多。这种经验对于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我可以比别人多做些事。[13]
长段引用欧世璜之文字，是想借此可悉邓叔群如何培养后学，也可知邓叔群之于研究工作是如何努力、又如何谨慎。欧世璜还记其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身材矮小，但十分结实，上山采标本，总是在前面。他臂力强，常常叫人跟他在桌上较量臂力。他手球打得很好，我们也常同去，我也学会手球。他会写歌词，依校歌或其他曲调配上适当歌词，他偶尔也自我欣赏，轻轻地唱。”研究科学之人，实有广泛之兴趣，而不是一味浸泡在书斋或实验室之柔弱书生。
至于邓叔群应用方面的研究，丁文江在1936年所作广播稿，其中介绍邓叔群获得一项棉花病害防治方法：
棉花有几种重要病害，叫做炭疽病、角斑病、苗萎病、立枯病，这都是因为细菌妨害棉籽的缘故。这种细菌，一部分附生于棉子的壳上，一部分藏在土壤里面。在外国都是在播种的时候，一面把棉子用药品消毒，一面把毒药撒在土壤里面。在中国这种方法都不能采用，一来因为药品要向外国购买，价钱太贵；二来因为我们的农民太穷，花不起这种消毒的资本。而这种病害，在我国极其流行。最近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邓叔群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方法了。他试验的结果，如果在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