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卡拉克、班伯格和索恩斯图赫（2001）讨论如何在一个经济和政治不友好的环境中获得成员承诺。他们建议工会回归本源，采用“互助逻辑”导向（巴卡拉克、班伯格和索恩斯图赫，2001）。互助逻辑需要成员积极参与工会活动，并在组织互惠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巴卡拉克、班伯格和索恩斯图赫，2001)。这样，工人们就会把工会看作是一个与雇佣关系和（工人）共同体密切相关的组织，而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生分的组织，比如信用卡服务。
其他研究人员强调了工会如何利用政治行动来应对议价能力下降、组织困难以及雇主利益集团的权力（亚伦，1984；德莱尼，1991）。政治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建立联盟(德兰尼， 1991)。在对建筑行业政治联合的研究中，萨福德和洛克（2002：29）提出，工会复兴“取决于他们在（重新）将自己融入各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然而，工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互助和政治行动——并非没有问题。互助伴随着搭便车的问题与确定一致议程相关的困难（巴卡拉克、班伯格和索恩斯图赫，2001）。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人有可能从其他的提供者那里获得同样的好处。
反过来，政治行动可能是困难的，因为潜在的盟友可能由于利益冲突而不予以支持。当组织试图代表一些像高科技临时工这样的新选民时，组织可能会遇到来自传统支持者的阻力，特别是当全职人员和临时工的利益发生分歧时。法定的和合法的限制也使以工会为基础的政治行动更加困难（德兰尼，1991）。
案例研究：华盛顿科技工作者联盟（美国电讯工人工会下属）
微软员工运用了两种集体代表的形式：一种是法律形式（比斯凯诺诉微软公司案），另一种是协会形式(成立了华盛顿科技工作者联盟/美国电讯工人工会下属)。1990年，美国国税局（IRS）发现该公司把“普通法类型的雇员”错误地划分为“独立合同工”，并因此剥夺了他们的福利（斯托博，1999)。微软为了使自己的用工行为符合美国国税局的规定，把一些独立合同工转为全职，并让剩下的人与临时工中介签约，尽管他们仍在微软内部工作（斯托博，1999)。
一些员工对他们的错误分类和这种安排感到失望 ,他们试图争回一些福利,比如微软的员工股票购买计划(ESPP)和储蓄加计划(SPP)，因为分类错误使他们无法获得这些福利。微软拒绝了这个要求。1992年，一群员工对微软提起诉讼。这场诉讼演变成了一场集体诉讼:比斯凯诺诉微软公司案。10 2000年12月,微软以9700万美元和解。11
在这起诉讼中,有关微软高技术水平的中介合同工工作条件的信息浮出水面,这让一些微软的中介合同工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更加凸显了他们在雇佣关系中缺乏发言权。比斯凯诺案确证了微软员工们控诉微软雇佣高科技临时工的证词，这为华科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就业条件。最初参与成立华科联盟的工人大部分是中介合同工。“中介合同工”一词指的是临时工中介所雇佣的员工——尽管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微软。12在将一些之前的独立合同工转移到中介公司后,微软继续雇用中介公司的合同工，从事“生产编辑、校对、排版、索引和软件测试”等工作。13最初成立华科联盟的微软员工往往处于高技术阶层的中低端(威尔逊和布莱恩，2001)。
在中介合同工关系中有三个参与者:微软、中介合同工和临时工中介。临时工中介是员工和微软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承担着主要雇主责任，为在微软工作的中介合同工提供法律、行政和赔偿方面的服务(丹尼尔·D·凡·贾斯韦尔德，2000)。2000年,微软在普吉特湾的高技术员工(19,400名员工)包括大约6800名中介合同工(里奇曼，2000b)。14
员工的要求。尽管比斯凯诺案的和解协议满足了员工对福利方面的要求,但微软高科技中介合同工发现,法律渠道不足以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比如要求工资平等，要求在工作时得到尊重。15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一些微软的中介合同工在1998年3月成立了华科联盟,后来加入了美国电讯工人工会成为了“华科联盟（美国通讯业工会下属）”。
在经济需求方面,令一些中介合同工感到沮丧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和全职同事的工作是一样的,但获得的薪资和福利却不同。尽管许多中介合同工都被称为“永久雇员”，但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职位是临时的。一些中介的合同工选择留在微软的原因是他们希望最终能被录用为全职岗位,从而享受全职工的综合福利,特别是股票期权。微软和临时工中介提供的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异见表1。
从这个并排对比可以看出,微软为全职员工提供的福利远远超过了中介合同工从像伏特服务集团这样的临时工中介那里获得的福利（佛拉什，1999)。比如,全职员工获得绩效奖金和股票期权,而中介合同工只获得加班费。培训对于高科技工作者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工人们不仅考虑更公平的工资,还将培训列为优先事项。微软的全职员工获得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