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著名的“高陶事件”也与他的努力促成分不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乐清人高宗武受特殊指派，负责对日情报工作，高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秘密奔走，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1939年，黄群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与徐寄庼商议，设法使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徐寄庼认为除了在香港的杜月笙之外，别无他人有此能力。徐寄庼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由徐寄庼牵线联系杜月笙，再由杜月笙与黄群同赴重庆，两人分别面见蒋介石，这在蒋介石日记中有记录，可以说，徐寄庼、黄群共同促成了“高陶事件”的发生。
徐寄庼对金融业的学术探讨
与其他银行家相比较，徐寄庼是金融界的文化人，一大特色是长期关注并研究金融业的发展，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表新的理论文章与出版著述，以求讨论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研究论述近代币制改革
讨论中国近代的币制改革问题，是他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1919年，徐寄庼在《银行周报》上发表《论英龙洋同一市价即为统一国币之先声》的文章，主张全面落实1919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取消墨西哥鹰洋行市的决议，以为将来建立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创造条件。不久，他又发表《论旧币改铸新币之必要》，主张回收繁杂的旧银币，将之改铸成《国币条例》规定的新银币。同年12月，他又撰文建议统一货币，提出了三个实行方案，引起并赢得了金融界同行的高度关注。
同样也是在1919年，为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徐寄庼倡议在上海添设造币分厂，以弥补南京造币分厂生产能力的不足，增加上海市面上新铸国币的供应。这一倡议得到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响应，该会呈请政府施行。第二年，上海金融界又以上海是全国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为理由，通过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多次呈请政府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为建立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创造条件。徐寄庼为之多方努力，并于1924年发表了《私拟上海造币厂厂务监理会章程》。多年以后，中央造币厂终于在上海建立。
徐寄庼还发表了《论推行新银辅币之动机》，主张利用国际银价上涨的时机，在上海推行十进位制的新银辅币，淘汰庞杂的旧银辅币；发表《废两改元当先自废汇划银始》，主张在废两(银两)改元(银元)之前，先废除上海汇划银的票据结算方式。这些主张的提出和实现是符合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和世界金融制度的发展潮流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自1914年在银行工作开始，徐寄庼即注意搜集收藏各种金银铜币，坚持了20年。1934年2月，徐寄庼考虑到民国政府下令实行“废两改元”，旧币将不得流通，并绝迹于国内，于是自印刊行了《近代泉币拓本》一书，将所藏近代泉币200余种拓印成册，分上下两卷。1936年5月，他又依前例为本书补遗一册，拓印泉币增至近300种。他在序中说，编刊拓本不仅只是与诸同好赏玩，更是为研究货币沿革史提供参考，“虽所藏不富，而精者固已略备矣”。
三版《最近上海金融史》
徐寄庼对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是编辑并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勤于思考的他，长年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不断变动中的现实，并且以学者的态度加以分析探讨。
1926年11月，徐寄庼编《最近上海金融史》在上海印行。该书行销海内外，颇受读者欢迎。徐寄庼是编辑者兼发行人。银行周报总编辑戴霭庐作序。全书共12章。介绍上海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储蓄会及各种金融社团情况，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几次变动也有所叙述。
1929年1月，该书增改再版，徐寄庼用半年时间，将全书扩展增改为16章37节。增改本，体例仍旧，材料倍之。卷首有张嘉璈序。《商业月报》1929年第5期介绍增改本时，综述有六方面的特色。1929年6月上海《申报》上，多日均有此书广告。
1930年2月，徐寄庼又编辑有《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附刊》，收入1928年度上海中外各银行的营业报告。1932年12月，《最近上海金融史》经过再次增补修改，出版第三版，全书扩展为22章。页数大幅递增，从初版本235页到增改本517页，直至三版本上册702页，下册410页。
该书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1934年，吴承禧在当时权威的《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上发表长篇评述说：这是一部“一千一百余页，都五十余万言”的巨著。“因为著者徐寄庼先生是国内有数的银行界先进，所以本书对于上海金融史的叙述，确是颇多精彩之处；而本书自民国十五年秋初版问世以来，迄去冬已销三版之多，流行之广，可想而知。”
徐寄庼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研究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货币金融史的必读书籍。继台北学海出版社于1970年10月影印该书初版本之后，1978年香港存萃学社编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还将该书初版本及附刊影印收入，由大东图书公司出版，出版说明中认为该书“为研究本时期中国金融状况最称完备之参考资料”。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第四编，即据该书增改本第三版影印收入。2009年，该书又被影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