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二为崔绍珍
谢国良出生于1916，上海市人。1932年任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飞机发动机及外场维修机械员，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曾带队赴上海龙华机场参加“广州号”和“国庆号”飞机修复工作。1957年,民航上海管理处成立机务组，谢国良任机务组组长。1982年任民航上海管理局航空修理厂副厂长，1984年任民航上海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起义北飞的时候，第四架飞机起飞以后，塔台通知说这架飞机要回航，要回来。我很紧张，不知道什么事情，等到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飞机门没有关好，原因是上飞机的人急急忙忙想早点起飞，没有把门关好”，参与起义的机械员谢国良在纪录片《“两航”起义始末》中回忆说。早晨6时30分左右，起义的12架飞机相继升空，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后，立即调整航向，沿长沙、汉口、郑州方向，向北飞去。飞过长沙约10分钟，机组人员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这是家里人特地安排为“两航”起义飞机导航的，机舱里一片欢呼。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 速度最快，它搭载着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等人、于中午12时1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他的十一架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先后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两航”起义，“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1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起义成功发出贺电和贺信。
在香港起义的飞机是12架，留在香港的是71架飞机，还有一些航空器材、飞机零件、有仓库和工厂厂房。从起义成功的那一天开始，除北飞人员之外的起义员工就没有放弃过把所有可以移动的一些资产运回大陆来的努力，以期补充新中国民航发展力量，供国内将来恢复飞行，发展民航事业所使用，央航飞机养护课技术专员谢国良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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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由“两航”人员中的90余名机务人员组成的飞机修理队，先后修复了“两航”遗弃在龙华机场的12架飞机，为新中国民航增加了运输能力。1951年初，军委民航局指示中南民航办事处组织人员抢修一架由涉嫌走私的英国商人遗弃在广州黄埔的珠江水面的水陆两用飞机。谢国良受命与严维桢、高大勋、计正福等12人抽调组成抢修小组。这12人都是原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多年的机师，对维修一般的客机很熟悉，但维修水陆两用飞机还是第一次。抢修小组携带着维修设备和零备件到达现场，用竹竿在飞机外部需要维修的位置搭起了临时工作架，还在岸边搭建了一个竹棚，以便在抢修期间工作人员吃住都在现场。 经过20天的艰苦工作，抢修小组边摸索边熟悉，克服种种困难，硬是在没有水上飞机构造图纸及液压、无线电线路图的情况下，靠以往的维修经验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完成了这架飞机的修复。
几乎与此同时，年轻的张清德也即将开始探索自己的民航职业生涯。1950年，军委民航局在重庆成立军委第一民航学校,分别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登报招生。张清德在成都民航西南办事处报名，经过文化考试和严格的政审、体检，于1951年初报到入学。1951年国庆刚过，民航局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买来几架苏格尔单翼教练机和双发动机的爱罗45型飞机，决定培训自己的飞行员和机械员，张清德被选中天津军委第二民航学校学习机务维修。
到天津第二民航学校后，张清德与同行的百名学生先学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课才开始学习航空机械。教师是“两航”的两位工程师，一位教机械，一位教电器和仪表。教材是教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课本，学习的科目有：机动学、电工学等基础理论课。然后是苏格尔、爱罗45型、C47型、里二型等飞机的全部发动机、机身、电器、仪表等构造原理和维修技术，还学了俄文。张清德认为，建国初期，军委民航局领导高瞻远瞩，在全国还没有全面复航的情况下，创办这两所民航学校是很有远见、十分正确的，可惜整编时减裁过度，为后来民航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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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调到上海来，华东办事处就在现在陕西北路最早的招待所，机关不满一百个人。龙华机场是个厂站，一共一百来个人，机务只有七个人，都是‘两航’的，他们技术人员全是两航的。我自己也是学机务出身的，我的老师都是‘两航’的工程师，但是毕业后单位里说我文化高，让我一开始就当了文化教员。可惜我一天机务都没干过。”在张清德的回忆中，”两航”起义的人员技术好、爱钻研、不怕苦，把好的革命作风传承给了年轻的后辈们。
1957年1月，民航上海管理处正式执管7架“革新型”飞机。之所以称为“革新型”飞机，其实是美国的C46飞机在修复过程中因为发动机不同形式的受损，军委民航局上海办事处飞机修理队的维修力量动用智慧，将东欧产的立2型飞机的发动机装到了C46飞机上，在试飞成功后，就将这批飞机命名为“革新型飞机”，在当时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谢国良也曾参与上海1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