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汪申申教授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王义平教授艰辛、不凡的一生。王先生1919年生于广州。早年在广州广雅中学管乐队学习、演奏单簧管，抗战初期在桂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至1942年曾先后师从留法并获奖归国的郑志声先生、马思聪先生学习作曲，并向法国巴黎音乐学院A•Gallon教授(1891-1969)学习管弦乐法。40年代先后在广西艺术馆、重庆国立歌剧学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建国后，历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王老师生逢民族危难、兵荒马乱之局，早年的学习生涯都磨砺在漫长的满目疮痍、颠沛流离之境；中年时代又陷入“反右”、“文革”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文化浩劫之中；晚年终盼来雨过天晴之时，心脏疾患却又不依不饶地折磨着他。一路深度的困境和不幸不仅未能丧失他对生活的信念，未能泯灭他对音乐艺术的执着追求，进而更别样地洗炼出一颗向善、向美的心灵，结晶出中国音乐的几朵奇葩……
汪老师以多媒体课件为大家讲授。作品介绍中，主要边讲解边听赏了王义平先生早年创作的《貔貅舞曲》和“文革”结束后所作的《三峡素描》。
《貔貅舞曲》创作于1954年，1955年由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在波兰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中首演，1956年8月又演奏于北京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当即便赢得音乐界青睐。后被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香港交响乐团、泛亚交响乐团等作为演出曲目之一。该作还先后由日本 GVMMA 乐团、中国中央乐团演奏并录制成唱片发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为指挥波士顿乐团演奏这首作品，还特意从中国带回去一个大锣，多年后提及此作，他便用手比划起大锣来连称“好作品！”(王受之，2009)
究竟好在哪呢？待汪老师道出个中奥妙，再听全曲（中央乐团演奏，胡炳旭指挥，1996年）果然精到：《貔貅舞曲》的“表层内容” 描绘的是南方民间节庆中欢舞貔貅的风俗场面；“深层内容”展现的是建国初期人民兴高采烈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其打击乐的节奏、鼓点来源于音色异常丰富、舞蹈性强的广东乡村音乐；主题音调却来源自青海民歌《菜籽花儿黄》，此“青海湖以南”虽并非王先生当初误以为的“海南”音调，却在他高超的混融后，别具浓郁的南方色彩与新奇的和谐——乃谓一“美丽的错误”；其标题性写法似有包罗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影子”；结构发展手法则见有拉威尔《包莱罗舞曲》法国印象派的操手……35岁的王老师，其“笔法洗练、技巧娴熟、形象鲜明、风格突出”(蔡志妮，2009)，还有一腔热血、无限憧憬……君只一打开《貔貅舞曲》，即一闻了然。
默看窗外月，搁笔渡寒波。时隔20余载，直至文革结束后，花甲之年的王老师深深籍助于人生的坎坷、艰辛、屈辱、苦难，迈入到超然、洒脱、从容、恬淡的人生新境。终于在1979年创作出交响音诗《三峡素描》。该作1981年在“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作品比赛”中获创作奖，1991年获湖北省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
交响音诗《三峡素描》先后以“朝辞白帝彩云间”、“在峡中”、“身披白云轻纱的神女”、“王昭君的故乡——宁静的香溪”、“悬崖上的柑橘园”、“轻舟已过万重山”六个乐章构成。大家在汪教授的讲解中“顺江而下”一一漫聆（中央乐团演奏，胡炳旭指挥，1996年）。
汪老师还以自己曾与王先生生前的多次访谈，以及其它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来介绍了先生的创作背景、创作习性、创作技法等，尤其在作品特色及风格方面，他作了客观、理性、深邃的梳理与总结。汪老师认为王义平先生音乐作品的突出特色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千回百转的旋律”；“色彩斑斓的和声与配器”；“标题性与抒情性、哲理性的结合”；“民间素材和文人趣味的结合”；“西方技法与中国神韵的结合”。正是在这些高超、绝妙的驾驭中，我们听到了既尊重大众审美心理，又为那代中国作曲家所大胆、罕有的奇异旋律；听到了既采用异调对位“并带有民族色彩的多调对位”，又将法国的精致典雅化合为他自己的特性风格；听到了既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又胸怀“和、静、淡、远”之“大乐与天地同和”……
百花争春时，残生润桃李。先生晚年虽因身体力不从心，仅留存管弦乐套曲《中国儿童玩具》，但作为一位在音乐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的教育家，仍以余热倾注学生，并密切关注专业动态，深得师生敬重。
汪教授最后引自己于2000年6月20日发表的《王义平教授逝世周年祭》中的一段，又一次深情地提示我们：“今天，我们音乐学院里认识王义平教授的学生恐怕不多了。我真希望他们都能多了解一些王老师的经历和他的作品：把录音带找来，静下心来仔细听听。这里面不仅有美妙的音乐，还有比这音乐更宝贵的东西。它能让你那浮躁的心得到平静，疲惫的心得到慰藉，忧伤的心得到安抚，快乐的心得到宣泄。你不必为不认识王老师而感到遗憾，他永远活在他的音乐中。”
讲座的后一部分，嘉宾匡学飞教授代表王义平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