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献记载，孙中山先生“莅张裕公司，茗谈一小时”，并发表演说：“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
这是对张裕葡萄酒的肯定，也是对张弼士“实业救国”努力的肯定。据1962年《广州文史资料选集》记载，张弼士回到新加坡之后，适值同盟会需款孔亟（张氏长子张秩君为同盟会会员），他曾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元（据张氏长媳妇林国英追忆，此款曾由胡汉民掣给收条），积极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在1916年赴南洋为与美国银行家合作的“中美银行”招股期间，积劳成疾的张弼士病倒，最终在巴达维亚逝世。
为何张弼士身体已多有不便的情况下，仍毅然决然远渡重洋？为何几经波折，甚至耗费二十多年的时光只为酿出一瓶葡萄酒？为何张弼士在拿到金质奖章后满含热泪？
答案只有一个：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底色，是视国家富强为毕生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