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琳（以下简称“董”）：臧老师您好，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
臧美孚（以下简称“臧”）：我老家在山东，但是我出生在唐山。我父亲是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那时候在开滦的一个医院做外科大夫。后来，我们回到了山东黄县[1]。黄县有一个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叫怀麟医院[2]，父亲在那里工作。我在黄县崇实学校念小学，一直念到五年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怀麟医院的美国人就撤离了。父亲抱着一颗爱国心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军医。从1943年到1945年，我跟随父亲在胶东抗日根据地生活。那是战乱的时期，经常反扫荡，部队给父亲配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匹大马。我记得夜里经常被警卫员叫醒，说是有情况了，日本人要来了，赶紧上马离开。除了抢救病人以外，父亲还经常有一些教学任务。我那时已经上过几年小学，算是“知识分子”，就教八路军练习识字，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识字。
▲臧美孚的父亲臧国瑞大学毕业照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得了脑瘤，眼睛看不见了。部队把他送到北京看病，当时关颂韬[3]说“你来得太晚了，怎么不早点来？”他也不好说自己是八路军。回到山东后没多久，于1946年10月去世，后来军区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臧美孚父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我们兄妹共七人，我排行第六。我大姐叫臧美玲，她在济南齐鲁大学生物系念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流亡学生撤退到四川。那时候协和护校也迁到了四川，聂毓禅校长和我大姐说，你来我们这儿读护校吧，我大姐说她想学医，聂校长说护校也是大学，就建议她读护校。后来大姐从协和护校毕业，1947年跟着聂校长回到了北京。
▲协和护校师生在成都合影，前排左七为校长聂毓禅，后排左三为臧美玲
大姐回到北京后在协和工作，后来转到公共卫生系，跟何观清[4]他们一起搞结核病防治。她捎信让我来北京念书，我先到青岛补了两年初中，1949年来到北京，考入了二中。
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学医的，为什么想做医生？
臧：大概从初中，受父亲的影响，我不但想学医，还希望做个外科大夫。在部队生活的那三年，我从思想情感方面是贴近人民的。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有助于人民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臧美孚与父亲
1952年，我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那时候上海在扩大招生，我们班有100多个学生。学制是五年，前两年主要是生理生化、胚胎学等基础课程，到了三四年级，临床课程就多了，我还是对临床更感兴趣一些。
上医很多老师、系主任都是从协和来的，像黄家驷[5]就是给我们讲胸科的老师。我对考试印象很深，那时候学苏联的五分制，三个老师坐在那儿，把学生叫进来，用口试的办法来考你。上医的教学方法跟协和很接近，那时候都传说，协和只要上医、湘雅的，因为教学制度、实习制度都接近。
毕业分配协和 接受严格培训
董：毕业前想过来协和工作吗，得知要来协和时内心是什么感受？
臧：因为我大姐在协和工作，所以我读高中时就来过几次协和。进到协和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她住的护士楼那时候还叫哲公楼[6]，有严格的制度，男宾是止步的。她们的待遇很高，工资是领美金，所以我经常看完她一出胡同就到德昌厚[7]买吃的。医院对她们的服务也很好，一个礼拜要穿的制服都烫得平平整整，鞋子有人给擦，就为了让她们可以全心全意工作。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国家分配，志愿就填了北京，因为我母亲和大姐都在这儿，这儿几乎算一个家了。没想到直接就分到了协和，心里很高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做过文体委员，那个年代流行跳交谊舞、集体舞，学生下课以后都爱跳。没想到来到协和后临床工作那么忙，我的性格一下全变了，不跳舞了，也不打球了，我就闷在病房里完全忙业务，但也很高兴。我们从上医一起到协和的有八九个人，像贝濂[8]、王姮[9]，有几个后来离开协和了。
董：与在上海实习过的医院相比，协和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臧：协和这个环境更“封闭”，我们开始是24小时负责制，吃饭、睡觉、上班、值班都在医院里，很少有时间回家。那时候大家称协和人是“协和脸”，因为几乎天天闷在医院，脸都闷得白白的。做住院大夫期间，哪怕是夜里3点，开医嘱都要亲自到病房开，比其他医院要更严格。
协和有严格的轮转制度，几乎外科每个科室我都转过。那时候有个印象，协和的实力最强。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经常到宣武医院去会诊，我在骨科轮转的时候，王桂生[10]带着宋献文[11]也到积水潭医院帮忙，当时协和医院扶持了很多医院。早期我们和北大医院泌尿外科一起查房，相比之下我们更有发言权，因为在协和见的病例多，所以到院外交流是很自信的。
除了门诊、手术和每天两次查房之外，我们还要多抽时间跟病人接触谈话，多半是利用下午的时间，主要还是交流病情。病人是医生的老师，住院大夫多接触病人对业务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图书馆也很先进，我们经常结合临床课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
▲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