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从曾宪九主任那儿我学到了一个“传家宝”，就是手术中碰到了大出血该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做肾上腺经常跟下腔静脉打交道，静脉破了不像动脉那么容易止住，反而有时候越止越厉害、越夹越破。有一个病人，刚做完二尖瓣手术正在抗凝治疗，发现左侧肾癌，正好长在肾门的位置。他大概也就50多岁，肿瘤又不大，所以我建议做切肿瘤保肾手术。肾门附近血管很丰富，我手术做得很仔细，做完后止血很好。结果夜里打电话来说病人大出血休克了，我一想就是肾门的问题。到手术室打开一看，渗血起码有2000毫升。我赶紧用上曾主任的“传家宝”，就是压迫性止血。把出血吸干净后，我就用凝血纱布往上一盖，根本不考虑别的，就用大卷的纱布填塞，S状一层一层摞，完全把出血的地方压住。病人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血压，都倒气儿了，经过抢救、输血，当天血压就上来了，第二天完全都清醒了。所以是曾主任的“传家宝”救了这个病人一命。
董：请谈谈您参加医疗队的经历。
臧：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因为发生在早上5点钟，正是人膀胱胀的时候，所以房屋塌下来把很多人的膀胱压破裂了，出现很多泌尿科的问题。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坐直升飞机，我们把病人抬上直升飞机，送到石家庄。我记得那个直升机声音很大，从飞机上下来耳朵都是聋的，交接班只看见对方张嘴却听不见。
1972年，参加西北医疗队，去了张掖一年，那是按照“六二六”指示[17]，把医疗工作放到农村去。到那儿以后，让我做小队长，我和四个队员一起坐拖拉机到一个公社去，开展医疗工作。赤脚医生在农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基础医疗知识都是清楚的，一般的伤风感冒都能看，大病不得已了才送到县医院。我还记得在炕头上给一个胃溃疡病人做胃大部切除，吊起蚊帐做出一个手术环境，卫生院帮着给医疗器械消毒，我们自己打麻醉，就那么做了。
我做科主任期间，还参加过西藏医疗队，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三个月。我带了前列腺电切，在那儿做前列腺电切手术，参加查房、会诊、讲课，最后还带了一个进修大夫回来。
董：请谈谈您赴美国和奥地利学习的经历。
臧：1982年，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进修。当时在美国，我不能跟病人直接接触，但是可以跟当地的医生一起进行各种操作，参加他们的查房、手术。当时国内与美国相比，临床上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因为协和的特点是疑难重症比较多。手术方面我们有些比他们做得多，听到我们肾上腺手术已经几百例了，他们也惊叹。但是检查手段我们是落后的，他们当时已经用CT诊断，我们还是逆行造影、静脉肾盂造影。
▲1982年12月，臧美孚（左二）在美国进修时与手术室工作人员合影
当时国内刚刚开始做前列腺电切，但他们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我也学到一些诊断和操作方法。另外，他们已经开始做经皮肾镜、输尿管镜。他们的一些诊断方法，比如定位诊断、对一些肿瘤的穿刺比我们先进，尤其是他们用的一种细针，叫fine needle，可以解除解剖上的顾虑。
他们做淋巴清扫对我启发很大，回国后我就对肾切口进行了改良。过去肾切口很典型，就是腰部切口，改良后经腹部做，可以把腹部的肾蒂、腹主动脉显露得更清楚，这对于肿瘤的淋巴结清扫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美国查房的方式对我也很有启发，他们科室查房时会找放射科、病理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讨论，上级医师会拿出病理切片让住院大夫回答病理结果。
在美国待了一年后，1983年4月，我又到了奥地利，在萨尔茨堡总医院泌尿外科进修了三个月，主要学习的是男科方面。
▲1983年6月，臧美孚（站立者）在奥地利进修期间参与手术操作
寄语协和后辈 建设创新强国
董：回顾数十年从医生涯，您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臧：我觉得医生的确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在手术台上从来没有觉得疲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在这个职业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总有成就感。在协和严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个病例都是经过很慎重的反复考虑的。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关伤口前要缝好最后一针，为什么呢？比如同样一个输尿管接下来，你缝了五六针，这针眼儿的地方要漏，最后一针一定要把周围再给它覆盖一层，软组织再盖上，它等于就包裹起来了，减少并发症，所以最后一针很重要。
▲2011年9月17日，臧美孚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建院90周年“百名专家大型义诊”活动
董：您和爱人都在协和，工作很繁忙，是如何兼顾家庭生活的？
臧：我觉得协和人应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作为协和人，奉献工作是一方面，一定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搞好家庭工作。我觉得我在家庭生活方面、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是比较少的。金老师[18]曾经跟我说，结婚以后很少能够跟我沟通。她经常举一个使她很伤心的例子，一天她做好了饭，中午三次出门看我回来没有，一趟没有，一趟还没有，她可能是做了一桌好吃的。等我回来了，她说：“我等你半天，你怎么才回来？”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