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祥国17岁那年来到这里服役，多年后他因背疼去了医院，发现身高反而矮了一厘米。
原因是长期负重，脊椎下陷。医生不敢相信他的年纪，告诉他这种症状最早会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出现。
今天，34岁的杨祥国已经接受自己拥有五六十岁的脊椎。他甚至笑着解释，人类脊骨像是弹簧，而他的那条“弹簧”一直被重物压住，没怎么松过，缓冲的间隙小于常人。
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的连队拥有最苦、最险的巡逻线。1962年那场战斗中，一些士兵不是死于子弹，而是活活累死的。条件太差，负重太大，有人患了成人软骨病。“非战斗减员，在我们这个方向体现得很明显。”谷毅团长介绍。
边防某营战士执行巡逻任务。
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留下来的疆土再大，一寸也不与人。”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留下最多脚印的是个头不足1.7米的杨祥国。
17年前，杨祥国从最近的村子下车，步行了17公里，看到了帐篷、篝火和敲着一面破鼓欢迎他们的老兵。他注意到班长的绿色大衣罩上了一层烟尘，还发现了砍刀和斧头，无法把它们与一支威风凛凛的驻军联系在一起。
他很快知道了刀斧的非军事用途——在接入电网之前，这里洗澡长期依靠砍柴烧热水。
到来后，杨祥国觉得“一根锈了的铁丝都挺珍贵”，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所有物资都是从十七公里外运回的，每周两次，这叫“出公差”。运输工具是人的脊背，大米、辣椒、35公斤的汽油桶以及活猪活羊都经此中转。猪半路掉入河里，要赶紧去追。
他开玩笑说，自己数过路边的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条路每个地方我们都靠着休息过。”
他记得，一位白净瘦弱、脊背磨破的战友一边走一边哭，“下次再也不来了”。
杨祥国后来成为军队里一位著名的开路先锋式的人物，他走过最多的巡逻路，路上他多数时候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
他真的负责开路。在这里他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路最多算是山腰上的抓痕，有时压根就不存在。
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一条路曾统计出200多处危险路段，但杨祥国说，数字永远无法精确——这一次的坦途，下一次就可能变成天险。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必背的还有高压锅、汽油、大米、蔬菜、罐头和火锅底料，否则体力难以为继。杨祥国因饭量大得名“杨大碗”，但他不敢多吃，经验是只吃八分饱以便赶路。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是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
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又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余刚解释，不常走这种路，脚指甲会很快充血、顶起，连续五六天就会脱落，这就是“十指连心”的疼。
杨祥国被称为“巡逻王”，但他也免不了濒临崩溃的体验。他形容，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有时连续行军会从凌晨两三点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前人的脚后跟，感到“生无可恋”，“有时想一头栽下去，死了算了。”
“走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
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常需要人抱着度过危险路段。走着走着，一些狗没再回来。
一年多以前入伍的程金虎原计划到飞机上做空少，他大专学历，空中乘务专业，可惜英语不过关。他在成都销售过广告牌位，父母希望他去政府部门谋职，但他认为自己身为独子，需要一些锻炼。
然后，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有些地方如果你脚一打滑，基本上就回不来了，下面都是几十米、几百米的深渊。”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锋山、老虎嘴、绝望坡，这些非正式地名的出处已不可考，杨祥国猜测也许是“首长”取的名字，因为普通士兵“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绝望坡最好是埋头去爬，抬头看一眼都会失去勇气，“越看越没力气”。刀背山山脊只有沙发椅那么宽，侧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渊。走夜路被公认比较危险，但一些人因为总是夜爬刀背山没觉得怎样，直到白天看见才后怕不已。
最受欢迎的地方，无疑是卧在河里的一块“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离宿营点不远。“我们叫它‘诺亚方舟’。”杨祥国解释，“你看到那个‘诺亚方舟’，就相当于看到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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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次巡逻终于完成，远远望见平地，有经验的军官会转过身，退着下坡以保护膝盖，毛头小子则恨不得一步冲下去。
踩到平地的瞬间，用从大学休学入伍的士兵李声松的话来形容，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力气全回来了，生出“还能再走上几十公里”的错觉。
余刚有一个“特别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