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窝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3次救过人，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执行巡逻任务的战士出征前。

这条路上的一个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了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余刚说，红布条从实用角度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信号。以前物资紧缺，大家撕布条时都很小心。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遗书。他十八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十八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而没有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五个字：“我一定回来。”

杨祥国带过的藏族士兵白玛坚增说，自己从没想过巡逻时牺牲，“我们都觉得肯定不会出事。”

“我没有想过是因为，随时都是准备着，没必要去想。”杨祥国说。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他是独子，在父亲九年前因病去世后，他鼓励母亲抚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会想到牺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没有看法。军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毫无怨言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事儿你就觉得没必要想了。”

余刚并非独子，他承认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那一天到来，至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