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认为,王明、博古主动向共产国际请求派军事顾问的可能性很大。李德自己说过,他是应临时中央邀请来苏区的。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即提出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和军事主张。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之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认为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挥红军冒险攻打中心城市和一些大城市。由于难以攻克或攻后无力固守,特别是由于敌人大规模“国剿”即将到来,1932年秋,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停止了。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前,博古制定的军事战略是“先发制人”,即以红军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则”。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作战,没有采用“先发制人”,打正规攻坚战的战术,而是沿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战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随着敌人规模越来越大、间隔越来越密的“围剿”,红军反“围剿”的形势不容乐观,斗争也越来越严酷,红军广大指战员对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质疑和批评的呼声越来越高。战争实践也使博古意识到,由他来领导红军反‘围剿’,实在有很多困难。他不会起用毛泽东,对朱德和周恩来也不信任,从不放权让他们决策。在这种形势下,由王明、博古向共产国际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是极有可能的,是符合临时中央的现状和利益的,也是当时他们认为能够摆脱军事指挥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我的分析判断,但王明、博古本人并未承认过。
问:李德究竟是不是军事总顾问?(P517)
答:李德“军事顾问”的头衔,我是当面听博古介绍的,也是他在苏区大会上宣布的。后来,不知是博古还是李德自己,在下发文件中,又在“顾问”前面加了个“总”字。我问伍修权:“他什么时候成了总顾问了?”伍修权笑着说:“是‘总’也好,不是‘总’也罢,反正就是他呗。”后来我们从往来电文中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李德与弗雷德之间,经常以个人署名电报往来,内容基本上是李德向弗雷德汇报和请示,弗雷德向李德发指示。由此,我们判断,李德不是最高军事顾问,弗雷德是他的上级和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告诉我们,1933年春,共产国际确实派来一位专职的“军事代表”,又称“军事总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他是西班牙著名军事家,早就有将军的军衔。共产国际派他和李德来华,他是李德的上级,所以任命为“总顾问”。他到中国后,经共产国际安排先住在上海,伺机赴苏区就职。他派李德先去苏区,为他进入中央苏区做准备。李德1933年10月到达瑞金后,从上海到苏区的秘密通道就被国民党堵死了,连我党的地下交通员来往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派重兵护送一个外国人了。所以,弗雷德未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亲自到中央苏区指挥红军。但他一直住在上海共产国际小组驻华办事处,通过电台遥控李德。他与李德共同商定了特殊的、只有他们两人之间才使用的密妈。所以,李德的瞎指挥和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都与这位镇守在上海的真“军事总顾问”有密切关系。(P517~518)
问:李德是怎么成为中国党和红军的“太上皇”的？
答:李德的“太上皇”权位不是共产国际给的,也不是李德自己要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拱手送的。李德到达苏区后,博古立即召开了扩大到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军介绍李德,同时,也向全党全军宣布了李德的职权和职责,正式交了权。当时,谁都不清楚博古这一讲话,事先是否经政治局或常委集体讨论,就照此办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王稼祥说,事先他们对博古的讲话一无所知。张闻天还气愤地说:“博古仗恃王明和共产国际在背后撑腰,以临时中央一把手的身份,搞一言堂。连大撒把地放权给李德,这么重大的问题都不跟我们商量。会后,还竟然把他的讲话作为中央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真是一点也不把其他同志看在眼里。”(P518)
1933年11月中革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李德部署第五次反“围剿”,作《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略方针》的主报告。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次全会和其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三个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确认了李德已成为中国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特殊和极不正常的领导体制,就是全党全军服从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由博古说了算,而博古又完全听命于李德。在党政军上述重要会议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赞同博古的做法,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信任和服从。同时,可能除少数同志外,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从此以后,李德就逐步变成了全党全军的“太上皇”了。所以,我认为给李德放权的责任,也不应该完全由博古一个人来承担。共产国际要负一定责任,临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