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第二任社长郭永明一样，青木关生，青木关长，小学、初中、师范都是在青木关上的，对乡土的热爱不言而喻。从小就喜欢写，初中时写了首诗，在重庆市获了一个奖，老师觉得孺子可教，便推荐我加入了滴翠文学社。
考上巴县师范后，又在学校里遇到郭永明老师，他既教语文，又是滴翠文学社的骨干，发现了我的写作特长。当时郭老师在校内还组织了新芽文学社。那时青春年少，写作冲动很强烈，一天可以写好几首。读师范期间，我个人就在新芽文学社出了3本油印诗集。
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郭老师接任滴翠文学社社长后，为维持文学社的运转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辛劳。他当了12年社长，编了12年《滴翠报》，开始印1000份，后来增至两三千份，从油印到黑白到套红，最后发展到彩印。他常说“我把编报纸当作生命”，那时排版、校对都是手工操作，有时为了改一两个字都得往返几十里路。他既编又校，还要取报送报，本就是八九百度的高度近视，这样一来双眼近乎失明。你们来采访，他都要走到近前跟你们打招呼。
成立文学社不易，办好文学社更难。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第三任社长王新觉的一段话让人深有同感：一个家或兴或衰实难料定，但只要这个家不倒不散，一家人团结一致不离不弃，任何风雨艰难都不能阻挡。
“无论再难，都要再坚持一下，永远不能放下手中的笔。”这是老一辈的文学社会员给我的教诲，我也始终是这么做的。我师范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山区村小工作了5年，道路不通，从青木关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女教师，她喜欢文学，我喜欢写作，慢慢相知相爱了。
那时乡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很低，山区村小的男教师更不受人待见。她的家人坚决反对。快要分手时，我给她写了一首诗，写得缠绵悱恻，设身处地为彼此着想。她投给重庆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很快就播出了，那晚我们听着听着都哭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在一起。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女朋友就成不了妻。
写诗不仅能赢得芳心，还能富裕人的精神。在物质社会，因为有了文学，有了创作，内心是丰盈的、安静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在平凡生活中走进文学这方天地，能够让人不那么浮躁，不会太急功近利。
“我现在的创作量也不大，几乎全凭兴趣，一年有四五十篇，能发表20多篇就不错了。”懵懂的学生时代，秦开勇写作的主题带有罗曼蒂克色彩，参加工作后，多了对个人前途的担忧，如今则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
让他这个文学社秘书长稍稍忧心的是：“老一辈正在老去，年轻的文友在哪里？”
不 屈
“专业作家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