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觉、秦开勇等文友都在青木关那家最好的酒店等着，要了好多菜，这是我来青木关打工的3年中，唯一一次被人宴请。从那以后，我与这帮文友经常深入到厂矿企业体验生活，再也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与迷惘。
有时没钱打印稿子，王新觉说：你尽管去打，钱的事我们来；过年没钱，郭永明给我送来600元；厂里没活干了，郭老师带我去他的朋友厂里，硬让他收下干了两个月……是滴翠文学社重新点燃了我写作的欲望，也切切实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将在青木关写的一些散文结集《漂泊情怀》出版，2006年，家乡大足区文广新局领导看到后，把我调到局里上班。后来我在大足买了房，当过几年大足作协副主席，现任大足区文化委员会宣传科长。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编制，仍是农村户口。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区摆摊卖煎饺，我每晚11点半去帮着收摊。我的下一部小说就准备写农民进城，写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
专业作家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写出来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东西。文学创作就像种庄稼一样，有没有收获都要种。梦想还是要有的，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天能获重庆文学奖。
年岁渐长，和以前相比，心态也有了变化。以前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我是作家，现在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在写作，甚至有时觉得写作是件可耻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写作在世人眼中不赚钱。写，还是不写，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大足区作协的会员，除了学生，40岁以下的已屈指可数。
如果说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走出的“打工作家”，陈显明则是“官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