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罗成友，今年64岁，个子不高，腰杆挺直，双目炯炯，虽已两鬓染霜，仍奔走区县农村采访，署名“本报记者罗成友”的报道仍常见诸重庆日报，堪称重庆最高龄的一线记者。尽管他已退休，一般情况下不能再署“本报记者”，重庆日报还是给了他这份殊荣。
罗成友还有一个身份：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从300多公里外的云阳县采访归来的那个下午，他从上午的采访者变成了采访对象：
我是青木关镇关口村人，“文革”期间上的初中，喜欢写东西。有一次学校组织拉练，步行去红岩村参观，回来让每个学生写作文。结果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作文还是要自己写，不能抄袭。那一刻，我既感到委屈，因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写的，也感到骄傲，因为他的批评也可以“理解”为表扬。
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我就没上高中，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在生产队种喂猪的牛皮草。后来重庆罐头厂要来青木关发展，需要蘑菇当原料，生产队安排我去镇上种蘑菇，当蘑菇技术员。
到了镇上，有条件看到多种报刊。有空的时候我就写点东西，两年写了40多篇。那时有的报刊不用会给你退稿，虽然一篇都没发表，但退稿信接了一堆，搞得单位尽人皆知。这时，一个领导背后说：“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
说实话，屡投不中，我也打算洗手不干了，但别的同事转告我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个名堂来。当我写到60多篇的时候，终于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评变成了铅字，发在区电影公司主办的四开小报上。
后来，我在温室成功培育出香菇，这在重庆是最早的，兴奋得搬起香菇就往镇上的照相馆跑，抱着香菇拍了照，将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给重庆日报。三天后，重庆日报在第二版图文并茂刊出，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84年，青木关要成立文化站，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也有一些新闻报道，小有名气，领导就让我当文化站长。当时的青木关属于巴县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四中等坐落在这儿，公教人员多，文化氛围浓。往前追溯，青木关也有文化底蕴，远的不说，抗战时期，重庆是陪都，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关办公，中央国立音乐院在此办学。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很快波及我们这个小镇。当时巴县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郭永明、凤凰小学的王新觉、青木关教办的陈显明、陶瓷厂工人李炼等人，都是文学的追求者。后来，郭永明、王新觉成为文学社的第二、第三任社长，陈显明很高产，李炼则成了我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同事，这些都是后话了。
于我而言，1986年1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青木关地区42名文学爱好者，包括10多名青年农民，聚集在文化站那间破旧的屋子里，无记名投票，通过了文学社章程，选出了理事。由于我既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又是文化站长，难以推辞地被推举为首任社长。
这个文学社的家可不好当：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没有一块刊登作品的阵地，更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于是，大家商定：经费，每位会员每年交两元会费，一年有80多元来买纸张办刊物。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文学社开张了，我们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滴翠报》，每季度出一期的《滴翠》文学杂志。杂志出了10年，报纸至今仍在出版，第四版是副刊。
给予这个文学“婴儿”呵护的人太多太多，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社会的关爱。为鼓励文学社会员创作，青木关种花专业户钱发科、餐饮个体户周丽华、私营企业主苟正义，先后为文学社设立了“滴翠文学奖”和“滴翠新闻奖”。钱虽不多，总共几百块，但在清苦的日子里，几块钱奖金也是莫大的激励。
“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钱发科文化程度不高，当时为什么拿出钱来赞助文学社？”发此疑问的是青木关镇党委书记王泓维，这位70后干部也是一位“文青”，初中时就写过得满分的作文——这篇作文的开头是：“物质上，我知足常乐；精神上，我不知足常乐。”他转战过4个乡镇、街道，唯独青木关有家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