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周恩来总理当时参加的南开剧运，经常演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新剧。它冲击了社会，也影响到焦菊隐的学校，他们也组织剧社，自编自演了一些新剧目。参加剧社的同学都有一个艺名，派给他的艺名是“菊影”。后来，他觉得这两个字有些俗气，就改为“菊隐”。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晚年。
这是焦菊隐对戏剧认识的启蒙时期。他经常说：“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数学、物理最好，当时想做一个工程师或科学家。”由此可见，当时，他只是由于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去演戏，并没有想做一个职业戏剧家。
二
一九二四年，焦菊隐被天津江文中学保送入燕京大学。父亲被他在小学、中学的优异成绩所感动，同意他进大学，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就学期间家里不负担一分钱。燕京大学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食宿费都很高，一般家庭的子弟念不起。可是焦菊隐下了决心，再苦也要求学。于是，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做家庭教师，另外还从事翻译、写作，挣钱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用。这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他学的是政治系国际问题专业，但却迷恋文学，发表了不少散文诗(后来出版的诗集有《夜哭》、《他乡》等)，翻译了莫里哀、哥尔多尼等人的数十个剧本。一九二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现代短剧译丛》，包括当时在欧美流行的十一个话剧，其中《锁着的箱子》一剧，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被改编为中国的故事情节演出过。
后来他自己说： “当时我在燕京大学所学的课程在日后工作中都没有用上，有用的只是英文和德文。”
在燕京大学时，他结交过一些进步同学，也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德文版的《资本论》等，思想上有了一些微小的觉醒。
一九二八年，焦菊隐在燕京大学行将毕业，他和几个同学组织演出了一次熊佛西的多幕剧《蟋蟀》。这出戏讽刺了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很受观众欢迎，但触怒了北洋军阀张作霖。于是，官方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下令通缉焦菊隐和熊佛西，他和熊佛西只好到处躲藏，最后藏到一个外国教授家里。几个月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在燕京大学时代，与焦菊隐常来往的同学中有的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却还只顾发愤读书，正如他自己所说：“仍在向往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
三
大学毕业后，一九二八年，他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兼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
一九三○年，焦菊隐创办北平中华戏曲学校，自任校长。他一方面吸取了科班教学的好的经验，聘请一些老艺术家传授戏曲业务，同时对学校的体制、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进行了革新。中华戏校是八年制，课目有国文、英文、法文、历史、音乐、戏剧、习字、图画、昆曲、嗓音、做工、唱工、武工、武训等; 在品行考核栏里还有礼貌、语言、习惯、卫生等项目。学生演出时，破除了舞台上饮场、扔垫子、后台供祖师爷的陈规陋习。演员名次排列以出场先后为序。这些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却是对封建传统的一种背叛。在中华戏校的三、四年间，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学校。他过去很少接触戏曲，在梨园界看来，他是个外行。但是，好学的焦菊隐立志要使自己成为内行。他认真研究中国戏剧史，精读大量戏曲剧本(包括宫廷和私人收藏的秘本)。他懂得只是纸上谈兵不行，还必须实践。于是，拜曹心泉、冯惠林为师，一招一式地学小生戏，还跟鲍吉祥老先生学过老生。他反复观摩老一辈杰出艺术家的演出，记下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吸取各家的特长，悉心培养教育新一代戏曲人材。他经常查看教师们的教学情况，检查学生们的伙食和生活。有时看见学生的衣服扣子没扣好，他就当场叫住，一定得扣整齐才许走开。如果发现有人随地吐痰，他就用粉笔划一个大白圈来“示众”。管生活的老师常常因此受到责备。当年中华戏校开创时培养的德、和、金、玉四班学生，现在大都成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他们说： “我们上戏校时，管理极严格，我们好多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态度，都是当年焦校长训练的结果。”
但是新的改革受到重重阻力。当时坚持封建传统的习惯势力，某些守旧人物，对这种叛逆的教学方法非常恼火，他们勾结官方施加压力。董事会权贵们的责难和打击，还有暗中作梗，给学校经济带来极大困难。焦菊隐没有能看到自己付出全部心血培养的学生们毕业，就从戏校被排挤走了。
中华戏校的创建，可以说是他从事戏剧工作的真正开始，这是他感情上一生都缅怀的事业。改革受到挫折，他终身引为憾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所学校也是焦菊隐学习与研究中国戏曲的课堂。通过艺术实践，使他学习探索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宝藏，为他后来从事导演工作，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焦菊隐怀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了北平，赴法国巴黎大学当研究生。在那里，他需要从头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他刻苦地阅读西方古典的近代的文艺作品，观摩了不少欧洲著名的演出。与此同时，他过去所研究的中国戏曲也在逐步理论化、系统化起来。这是他博览群书，研究、融汇、比较、鉴别中外古今戏剧的一个重要时期。他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