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入行时，轮船租赁在香港已习以为常。他拥有的第一艘轮船“金安号”就租给了日本人，这一点并没什么特别，但他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格长期出租，这就不同寻常了。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
正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让他赢得了桑达士的认可，最终帮助包玉刚敲开汇丰银行的大门。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将轮船长租出去，这样收入虽然不会很高，但稳定可靠，平均利润也不少。
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汇丰银行从前之所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向轮船公司放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运业受政治、气候、战争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致使稳定性不足。现在，包玉刚通过与承租者联合分散风险，找到一种稳定的盈利模式。不愿错失发展先机的汇丰银行决定助其一臂之力。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汇丰方面要求包玉刚提供租赁方的银行信用担保。这难不倒他。
包玉刚坚信，商业是一项双赢的博弈，不仅要以信取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对方从合作中获利。因此，在租赁合约上，他一再作出让步，不但事无巨细地划分责权，甚至承诺如果轮船出事，保险赔偿金将全部归租赁方所有。就这样，包玉刚总能如愿拿到租赁方的银行担保书，以此从汇丰贷款，再以贷款合约去日本造船厂签订造船合约，用“三张合约”开启了航运帝国的大门。
每一名创业者未必都能品尝到收获的喜悦，但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开拓的艰辛。包玉刚也不例外。据曹文锦回忆，那时候为了招揽日本航运生意，包玉刚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启德机场守候日本客户。一群香港船主围在出口，看到日本人模样的人，这些平日文明的同行便顾不得斯文，纷纷涌上去争抢客户。曹文锦注意到，包玉刚也在其间，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去争夺客户，而是认准一个客户，一把抓过对方行李，径直就走，对方为了拿行李，只好乖乖跟他走。包玉刚善于抓要点，让问题迎刃而解，曹文锦便偷学了这招，竟也屡试不爽。
包玉刚认为，“船东的经营原则，根本上就是经常要维持最低成本”。只有这样，租赁方和自身才能从中双赢收益。有一次，“金安号”在驶往日本长崎途中发生故障，被拖往长崎修理。包玉刚闻讯后亲自赶赴日本，监督整个维修过程，确保每一笔开支到位，令租赁该船的日本公司大为佩服。
靠着良好信誉和稳健经营，再加上汇丰银行这块金字招聘的支持，包玉刚的生意越做越大，就连壳牌、美孚、埃克森、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巨头也愿意租赁他的油轮。包玉刚趁机变卖旧船，订购新轮，由于订购量大，往往能获得他人不及的优惠，进一步压低成本。
包玉刚在管理上独具一格，每增加一艘轮船，单设一家公司运营，实行独立核算，这是为了绩效考核和责任落实的方便，即使一艘轮船亏损，也不会影响这个集团业绩，而且容易找出问题。管理上为了降低成本，由环球航运集团统一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十分注意船只平时的维护保养，所以故障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别的公司都是五年一大修、四小修，环球航运只需五年一大修、两小修，相应地，保险费用也较同行低。这些节约下来的成本，都汇聚成环球航运的核心竞争力，为租赁方节约成本，所以能赢得诸多客户的青睐。
包玉刚以英文字母命名旗下船只，不到10年就用完26个英文字母。一次，赵从衍和他开玩笑：“都说你是个旱鸭子，现在你有这么多船，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落水，你的船都会及时赶到救起你”。①【①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8。】
6．新老船王交替
包玉刚主营油轮租赁，赵从衍则以散装货轮为主，只有少量小型油轮，这是因为油轮所涉风险较大，倘若搁浅或泄漏，将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动辄赔偿成百上千万美元。包玉刚通过租赁，将这一风险转嫁给壳牌、德士古这样的石油公司，而赵从衍认为，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最好不做，所以一直以散装货轮为发展重点，通过改善经营、节约成本等方式，获取利润。
赵从衍既谨慎又精明，很少做无谓的冒险，而一旦计划成熟，又从来不怕冒险。
60年代初，赵从衍得知亚丁湾停靠着300余艘旧船，价格低廉，只需6万美元即可购入一艘货轮，其中4万可从银行贷款，因此每艘轮船实际只需2万美元现金。赵从衍派遣刚从欧洲造船厂实习归来的长子赵世彭前去采购旧船，并在当地采购一批紧俏物资，用这批旧船顺势运回香港，然后根据船只的成色、性能，或者拆卸卖废钢铁，或者编入船队继续使用。
港英政府规定，所有船只必须进行年检，每艘轮船从检查到维修通常为期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