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底，应孙中山委任，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广雅中学)校长，期间，他与汪精卫辩驳力争，在省一中首次招收女生，开全国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当时我接到许多卫道先生们的匿名信，说‘飞剑取我头！’但我一笑置诸。为真理牺牲，常常是预备的。”袁昌淑记得广州沦陷时期，一个姓司徒女留学生特意登门感谢，“一个很漂亮的青花色瓷钵装了一斤鸡蛋送给我爸。”
“因为事忙，便与他(陈独秀)完全脱离关系。”1921年8月，袁振英辞去校长职务，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研究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科。这批学生中有该校第一个注册的女留学生黄式坤，后成为袁振英的妻子，一生从医。
“父亲提过，说陈独秀品质不好，跟着他没前途。”袁昌淑说，近乎道德“洁癖”的袁振英，不愿与陈独秀为伍是脱党原因之一。
1918年袁振英曾加入北大校长蔡元培成立的对抗道德沦丧的“进德会”，他成为戒条最多、难度最高的丙级会员。丙级会员有八条戒律：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461会员中仅24人为丙级，内有知名人物梁漱溟、张崧年等。陈独秀当时仅为甲级会员。
“父亲最恨打麻将，嫖赌饮吹。”袁昌淑说，她记忆里，那件陈旧不堪的灰黄“干湿褛”冬大衣，是袁振英唯一收过的回报。他从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一直穿到1979年去世。“他给别人帮了大忙，一分钱不肯收，人家就放下一张‘大新公司’礼券跑走了，没追上。”
到达里昂后不久，袁振英收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的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蔡畅等同志组织共产党，要我参加。因他们是我北大预科的同学，又是无治主义的同志，又知道我在‘民九’曾为他们父亲帮忙……当然我是万二分赞成的。”但袁振英复信婉言谢绝，“因为两地阻隔，又因博士院功课劳忙，两年内要读百数十种大书，又要作论文，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无法参加，只得写信互相勉励罢了。”
“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为何脱党，在运动“检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1951年他写的《自传(奉命作的)》则说，“我确实是未加入过任何一党、一派、一团，只是个人为国家、民族、社会……做事。我平生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友谊的帮忙。”他亦以“着起袈裟事更多”为由不要求复党。在他的多篇自述中，是否入党的态度有些摇摆。专门研究袁振英的陈立平对此解释，“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他是早期筹建共产党的成员之一，确凿无争议。”
受邀当教官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
“很遗憾我对父亲在黄埔军校任教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袁昌淑1935年生于广州，父亲光鲜闪耀的青年时代，她都未曾赶上。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奉邓演达命发来电报，邀袁振英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包与袁振英是共产党的同事，又是记者同行。彼时袁振英已于1924年回国，在中大任哲学系教授并成婚。
《袁振英自述》中说，“任中央军校第四、五期的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等科。当时因找不到参考书，所以无人肯担任，要我担。”当时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在武汉军校同为政治教官的李达、沈雁冰、李汉俊等，都是袁振英在上海时的党内同志。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袁振英晚年忆起黄埔军校的学生有林彪、陶铸、赵一曼等，中大的学生毕磊、陈殿邦等。“文革”初期，袁振英曾向时任副统帅林彪写过求援信。不过，林彪的个人史料中缺乏这一记载。有党史专家认为，林彪是第四期学生属实，但当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并非武汉。妻子黄式坤带着年幼的长子袁昌法、次子袁昌汉前往武汉，刚刚出生数月的袁昌汉在途中染上重病，后患精神病和肺病，1951年因肺病无钱医治去世，年仅24岁。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期间，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结识。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细心照顾，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任教政治教官仅9个月后，国共合作走向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分共”。为躲避追捕，袁振英举家先逃往汉口法租界，后辗转从上海逃回广州。
差点被枪毙
“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
“如果他有党证，陈济棠就把他枪毙了！”1928年下半年，“横祸”飞来，袁振英差点丢了性命。袁昌淑说，因袁振英保释省港受匡出版部一个卖共产党书籍的伙伴，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抓捕袁振英。袁振英的妻妹黄碧坤回忆，“在广州军法处囚禁期间，舅父陪黄式坤到临刑场，其他人都进行枪决了，袁振英成为唯一逃出虎口的人，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黄式坤当场差点被吓晕。袁振英后被送往虎门关押半年，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保释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