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已年过九旬的他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回忆起求学、科研的过往经历如数家珍，连微小的细节都记忆如新。90多年来，他始终践行着这样的人生追求：“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勇于挑战权威，勇于追求真理”。
这一路走来，他
15岁，他独自一人在香港读完小学，是学校里唯一的“寄宿生”；
20岁，他只用了4年读完中学，拿到人生中“仅存”的一张毕业文凭——广东省梅州中学临时毕业证明书，并考上广州市岭南大学；
25岁，他放弃出国，北上“革命”，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光谱分析事业；
61岁，他作别奋斗了36年的东北，南下来到厦门大学，花甲之年白手起家，却带“火”了厦大分析化学专业；
68岁，他成为我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73岁，他荣获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94岁，他荣获2018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
我除了院士，什么“士”也不是
1925年9月，黄本立出生于香港。父母早逝，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又值日寇侵华掠夺、社会动荡不安，黄本立自童年开始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独自一人在香港、广西、广东之间艰难求学。
回忆起这段艰苦的求学时光，黄本立说的不是“痛苦”“孤独”，而是“感恩”，感恩在艰难的人生岁月中给予他帮助的每一个人。
1945年，黄本立考上广州市岭南大学物理系。此时，祖父已逝世两年，失去经济来源的他难以支撑高昂的学费，幸而他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倾情相助。其中有一位同学叫张植鉴，了解到黄本立的难处后主动请自己的哥哥帮忙承担学费。即使后来黄本立靠着当实验室管理员、助教等勤工助学的“工资”和奖学金已有能力支付学费，张植鉴和哥哥仍然坚持资助他。
黄本立说，同学帮助自己度过了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期，这样不求回报的无私相助令他终身难忘，更主要的是在他心里播下了助人为乐、竭诚回报社会的种子。
在岭南大学的几年里，黄本立还得到了许多师长的关怀和教导，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本领，更以优秀的品格，润物无声地影响了黄本立的一生。其中冯秉铨、高兆兰教授夫妇，最让黄本立感怀终身。
冯秉铨教授是顶级的电子学专家，是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的奠基者之一，高兆兰教授则是中国光学、光谱学的开拓者之一。黄本立的“电子学”“光学”课程就是冯秉铨、高兆兰教授夫妇上的。
冯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他曾经在无线电电子学课程结束后，要求学生做一台示教用的超外差收音机。后来黄本立与同学就按照课堂上讲过的理论知识，画电路图、组装、调试，真的做出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大大提高了他的动手操作能力。
高先生上光学课时，引入照相机、胶卷等实际应用，给黄本立上了一门享受知识的课程，也是他一生热爱摄影的萌芽。高先生还教授原子光谱原理，教他们调试光谱仪，要求他们对实验数据要加以整理、分析、归纳、推算……才能做出结论。这些教导黄本立都牢记在心，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深远。
如果说，冯秉铨、高兆兰教授夫妇在教学科研上的创新、严谨为黄本立的教育科研事业勾勒了原型，让他受益终身，那么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忠诚则塑造了黄本立的品格，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年，冯秉铨、高兆兰教授夫妇毅然谢绝高薪挽留，抛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教书授课，就是希望为祖国培养更多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优秀人才。
1950年，摆在临近毕业的黄本立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出国读研究生，二是留在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由于品学兼优且连续获得国际学生奖学金，黄本立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很大。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亟需各方面专业人才。
此时，黄本立收到了正在东北工作的同学——李小琼的来信，李在信中强烈希望他能到东北支援祖国建设。冯秉铨、高兆兰教授夫妇也来信对黄本立说：“We will stay here to do our job and do it well.”以此来表达他们留在祖国效力奉献的决心。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黄本立。先前因重疾休学半年，还在等待补休最后2个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的他，等不及毕业，毅然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和同学们热血沸腾地北上“革命”去了。
说到这，黄本立幽默地表示：“现在我除了院士，什么‘士’都不是，学士、硕士、博士都不是。”事实上，在他决心北上时，东北科学研究所正在南方招聘人才，承诺只要读完大学三年的，就算大学毕业。
当时满腔革命热情的他，实在顾不上那“一纸证书”了。
“放下”照相机，“拿起”光谱仪
1950年3月，黄本立来到了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原子光谱分析牢牢紧扣。
“其实我当时北上还有一个不纯的动机”，说完，黄本立像孩子一样捂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受高兆兰教授的影响，黄本立在大学期间就酷爱摄影。当时李小琼在信中提到了：长春有个东北电影制片厂。黄本立原本想先去做国家需要的工作，等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