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知道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领导者。从源头上来说，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是钱新民，第四任区长是尚振声。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钱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
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之时，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大量日本间谍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渗透。其间，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当时，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民政府准备封锁江阴江面、发动偷袭、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所有日本军舰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尚振声，单名一个“方”字，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其伯父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弱冠之年，尚振声就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入干部训练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1935年，他出任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任站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面目清秀，与同事关系融洽。他调任军统南京区不久，即成钱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区；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管容德化名徐曦，担任总队长。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因上海有租界的庇护，南京区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部电台，南京区的指挥机关书记室也一分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日伪一网打尽。
叛徒致敌，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
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1939年初，他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
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出身天津巨富之家，是北洋纱厂的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卜玉琳去世后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牺牲。
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
汪伪特工总部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